之前参加某次教研的时候，一位老师说：“国家换教材就是因为旧教材用了很多年了，没法再出题了，所以现在要换新教材。新教材出来后，考试一定会围绕新教材的材料命题。”
我不敢苟同该观点。首先，教材的变化本质上是新时期国家意志的体现，教材编写我觉得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逐渐摒弃“欧洲中心论”，注重突显我们中华民族史观。这看似是视角的变化，其实反映了我们国家的进步。我们新教材把新航路开辟换成全球航路的开辟，把九一八事变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增加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和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等就说明了我们教材变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其次，教材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命题要立马进行大调整，因为教学和命题本来是两个系统。刘芃主任在《考试文集》第105页中说：“我们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经常处于变化当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说，教材的不断更新，有利于教学的提高。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有的教师问，考试用什么教材为依据？我们姑且不论教材是否可以作为依据，问题在于，我们明确了教材依据，明确了知识范围，是不是就可弄清楚命题的意图呢？不是。学什么考什么，不等于是怎样教就怎样考。教学和命题虽然都限定在一定的知识范围之内，但命题的意图和教学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教学和命题是两个系统。”
从考查视角来反思我们的教学，你会发现：我们平常只会讲事件的背景，经过，结果，意义，评价。我们传统教学对各种事件的复习看似面面俱到，但当考试换一种视角只考查时，我们原来知识传授式的教学给学生脑海中遗留下来的那点知识不足以应对这种新情境，学生在传统教学的传授中又失去了分析问题的能力，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地方，也是我主张通过审辩式教学来对接考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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