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年前，一位国内著名卫视的女记者来到中国西北境内的某处偏僻农村进行采访报道。在炎炎夏日下，她看到有一个小男孩在独自放羊，于是，记者就去问这个小男孩：“小朋友，太阳这么晒，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放羊那？”小男孩想都没想说：“我放羊是为了用羊毛换钱盖房子。”女记者来了兴趣，接着问：“你盖房子的目的是什么？”小男孩回答道：“盖房子是为了娶媳妇儿！”
“娶媳妇儿是为了什么那？”
“娶媳妇儿是为了生娃。”
“生娃是为了什么那？”
“生娃是为了让他长大继续放羊！”
女记者回来以后，把她跟小男孩的对话写成报道刊登在新闻上。新闻引起了很多人关注，有人认为：小男孩太可怜了，他的人生就是由封闭的传统农业文明导演的一场悲剧。在这场悲剧中，小男孩仅仅停留在原始的生产方式中，并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后代，不会有任何进步！
小男孩的故事确实可怜，可是望眼于当下的我们，虽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人们过的就一定比小男孩幸福吗？
麦金太尔对于这个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在其代表作《追寻美德》中提出：放羊娃那样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个人，他至少有一种东西是我们这些当代都市人所缺失的，那就是生活的意义。
对于放羊娃那样生存在远离都市文明的地方，他所处的环境也脱离于资本逻辑的简单商品经济，所以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有自己的终极意义，他刚生下来就被定义好了角色，人生就是做好放牛娃，尽管这是个微不足道的职业，但对于放羊娃来说，这就是他的生活意义。想比之下，被困于混凝土森林的现代人，有人什么资格去同情小男孩呢？
如今，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每个人的社会身份不想农业文明那样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在变。这是因为，在资本的世界里，一切的价值都要用资本去衡量，而金钱具有“交换价值”，其本身具有排他性，换句话说，你需要从他人手中赚取金钱。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此消彼长的竞争。所以在一切情感关系上，最容易在资本的世界里破裂。
正因如此，我们获取了足以与经济发展相适的自由。不过，不像放牛娃那样，我们还是缺少着某种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弗洛姆在自己的著作《逃避自由》中进行了深入研究。
弗洛姆认为，人类有两种最基本的社会需要：第一种，归属需要。就是一个人需要摆脱自己的孤立感，通过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关怀，让自己觉得并不孤独。第二种，自由需要。期望成为生命的主人，摆脱外界的束缚和强制。其他所有的社会需要都是这两种基本需要的衍生品。
弗洛姆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人们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改变自己社会身份属性的能力，所以对于自由需求有所满足。但另一方面，因为情感被资本的力量左右，社会关系变得不确定性和流动性，我们觉得似乎谁都无法完全相信，我们的归属感越来越难以满足，一种孤独感无时不刻包围着我们。
弗洛姆认为，这种孤独感的缺失是现代市场经济发现到一定程度上的必然产物。因此，为了满足这种归属感，人们就去寻找一种心灵的“乌托邦”，而这种乌托邦是一种“伪乌托邦”，因为在这个“伪乌托邦”中，归属感是在完全逃避自由为代价而获得的，那种看似很好，毫无套路、毫无功利的人际关系，却使怎么失去了自由。因为这种“伪乌托邦”不是为了满足你的归属感，而是在不知不觉地控制你，让你为了所谓的不那么孤独而心甘情愿地丢掉自己的理性。这种对自己自由的逃避，很有可能是人类灾难的开始。这也是弗洛姆写《逃避自由》的重要意图之一。
想想现在在娱乐圈中的“小鲜肉”，他们在妈妈粉和姐姐粉的心目中，正是这种“伪乌托邦”的象征。他们在生活中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而深深地缺少归属感。那些正值青春的“小鲜肉”正好能代表着他们学生时代的那种毫无功利的人际关系。她们在为“小鲜肉”摇旗呐喊的时候，既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叹息！
有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极端，但在今天的生活中，归属感的缺失确实存在着，它怎么的生活中可望不可及，但终归生活本身，要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去雕刻生活，也许，在未来的路上，你会遇到很多让你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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