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的维新思想

第九章第二节

熊希龄的维新思想

一、熊希龄与湖南维新运动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湖南维新运动中任时务学堂总理（又称提调，即校长）。1892年他赴京应试，中贡士，1894年补应殿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馆未及两月，时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请求随湘军出关作战，未获批准，于是请假回乡。不久他又投笔从戎，受旧识黄忠浩之邀，到武昌出任两湖营务处总办。这时，湖南维新运动正蓬勃兴起，熊希龄为之鼓舞，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写信，提出了在湖南“创设枪厂一所，逐渐讲求，实长久保全之善策”。此信引起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重视，1896年4月，熊希龄回湘省亲期间，陈氏父子盛情邀请其回湖南相助。熊希龄遂辞去两湖营务处总办职，于1896年秋返湘，到长沙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行列。陈宝箴对熊希龄非常器重，委之以重任，熊希龄参与了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几乎所有新政，如筹备枪炮厂，编练新军，创设宝善成制造公司，筹备湘省内河航运，力争粤汉铁路入湘，创设时务学堂、《湘学报》和南学会等，并在其中发挥了主要或重要的作用，很快成为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的主要助手之一。

熊希龄是积极主张维新变法的。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他还只是一个忠君爱国的旧式知识分子的话，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他思想上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他在1896年的一次上书中回顾了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认为“与其坐而待亡，孰若革新庶政，与列强比埒，乃为上策。希龄虽恒河之一沙，而堆沙可以成塔，积腋可以成裘，吾愿与爱国同仁，鞠躬尽瘁，临危效义，以拯吾国”。正是出于这种深沉的爱国情感，他积极地参与湖南各项新政，并在操办各项新政的实务中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临危效义”，体现了他低调为人、任劳任怨的人品和行事风格。正因为他实际参与了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几乎所有新政，而且在创办时务学堂、《湘报》馆和南学会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组织作用，加上他是“以外府年少之书生办内府难办之事”，从而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复杂斗争中受到了激烈的攻击，特别是在关于时务学堂的斗争中处于风口浪尖。最终迫使陈宝箴免去了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熊希龄在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中逐条驳斥了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他的攻击，并表明了自己为维新变法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

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筸人，生性最憨，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今既仇深莫解矣，请即以此函为贵衙门立案之据，此后龄若死于非命，必王益吾师、张雨珊、叶焕彬三人所为，即以彼命抵偿焉可也。（熊希龄：《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

这一辩驳明志的上书与他1896年表白的“鞠躬尽瘁，临危效义，以拯吾国”的志向互相照应，表达了熊希龄为维新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献身精神。

二、熊希龄的“兴利”思想

湖南前期新政偏重于“兴利”一途。陈宝箴到湘后，接纳新化人邹代钧的建议，认为“欲求富强，非开矿不可”，于1895年10月奏设矿务总局，决心开发湖南各地的丰富矿藏。同时，陈宝箴与湖南士绅王先谦、张祖同等人筹商，在民间集股，开办和丰火柴公司。陈宝箴还与张之洞商议，决定架设湘鄂间电线，在长沙开办电报局，以此为辟利的另一法门。

对上述举措，熊希龄大加称许。他在《致陈伯严函》说：“近闻省垣锐意富强，兴矿务，设电线，势在必成，救时之急莫善于此。”
熊希龄的信函，引起了陈宝箴的极大重视，陈氏并由此认为熊希龄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叮嘱其子陈三立，务必设法把熊希龄从湖北拉来。于是，当1896年4月中旬熊希龄省亲并与陈宝箴父子相晤时，陈氏父子就对熊希龄盛情相邀，陈三立还与熊希龄彻夜长谈。熊希龄慨然应允，辞去湖北营务处总办之职，跨入湖南维新运动的行列。熊希龄返湘后，积极参加湖南新政，提出了一系列“兴利”主张，主要有：

一是主张创办枪弹厂。熊希龄认为，西方国家“商务居重，练兵次之”，先富后强的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于正处于危亡之秋的中国，“窃观大局之变，已成孤注……外患强邻，内忧伏莽”，在此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兴利致富还不是湖南的当务之急，“方今之急，莫如火器”，因为“兵饷之端，临时筹画或可就绪；若枪炮，则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取洽也。”因此，熊希龄给湖南维新呈献的第一条建议是自行创设枪厂，他在写给陈三立的信中，详陈了湖南办厂造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熊希龄迫切希望陈三立把这条“实长久保全之善策”转达陈宝箴，“设法筹款，创成斯举，倘遇仓卒非常之变，或不致临渴掘井，为人所扼耳”。但湖南没有办枪炮厂的财力，熊希龄费尽心思，终于想出一个变通可行的应急办法，就是从两江总督刘坤一那里打主意。原来刘坤一节制南洋水师，又曾为东征统帅，他的江宁军械所尚存有大批枪械利炮。熊希龄认为刘坤一是湖南人，家乡有困难，他是不会视之不顾的。于是进言陈宝箴，请委派蒋德钧赴江宁面见刘坤一，诉情求助。此策果然见效，刘氏顾及桑梓情谊，慨然拨助曼尼戛小口径枪一千杆，过山炮十二尊，子药数万斤。此批枪炮弹药约合银10余万两，刘坤一声称“作为江南协济湖南，不须给价”，并派兵舰护送入湘，这就部分解决了湘省军营的燃眉之急。

由于熊希龄等人的出谋划策和奔走求告，刘坤一两度拨付枪炮弹药，折银二十万两之巨，这不仅节省了湖南的财政开支和解决了军营的应急之需，更为重要的是，它为陈宝箴实施酝酿已久的创编新式军队提供了条件。不久，湖南开设了武备学堂，练成一支新军，熊希龄先前提出的“精武备”主张，于此得以间接实现。遗憾的是，由于财力限制，熊希龄苦心策划的湖南创办枪厂的设想，始终无法实现。

二是主张开通航运。熊希龄虽然认为“火器”为湘省头等急务，然湖南百端待举，没有银钱难成大事，创办枪厂的失败，使熊希龄的思路不得不回到兴利致富上来。

1896年冬，熊希龄与蒋德钧，会同湘省大绅王先谦、张祖同、汤聘珍等人，齐聚长沙商议开辟利源的办法。当时的兴利措施，已着手在办的有开矿、火柴、电报三端。这三项举措，总的来说前景可观，不过，在熊希龄看来，其利源并不理想。要说利源最大的当算开矿，可开矿投资大，收效慢，加上有的已开矿场因开采和管理不善，旋开旋停，亏损甚大，以致于有的钱号以开矿成败未定，不肯借资。基于这些情况，熊希龄觉得欲使湘省兴利致富，还须广开门路才行。

熊希龄经与蒋德钧、王先谦等反复磋商，提出有两项事业可以立办：一是开办机器制造工业，二是筹办内河行轮。他认为这两项不仅是湘省兴利致富的重要门径，而且与湘省已开办的矿业也紧相关联。开采出来的矿砂要运往汉口销售，自己有了小火轮装运拖带，比雇民船装运既快捷又省力。小火轮开通后，不只运送矿砂，还可以拖运其他货物及搭乘客商。

熊希龄在《上鄂督张之洞函》中认为当以“创兴小轮为第一义”。熊希龄等人此时提出湘省内河行轮，还不单是感受外洋刺激和与外商争利，也包括与国内他省争利的因素。当时长江下游的苏、扬、浙、淮、江西五处，都相继办起了小火轮，而且江西的江泰号轮船还驶入了湘潭，拖带萍煤至鄂，“以铁路局为名，实则载货载客，藉图私利”，使得“湘中士民，骇然大哗，以为小轮不行，则我之利益，尽为人夺，一旦外人接踵而来，其祸不可胜言”。

其时湘省开办行轮的风声早已传到湖北，不待熊希龄等人代陈宝箴草拟咨文达于湖北函商，鄂抚谭继洵先给陈宝箴发来一函，认为湘省行轮不可，谓若此举一开，一是给洋商造成借口，万一将洋轮开到湘江，后果不堪设想；二是使湘河中从事运载生计的民船因之失利；三是造成湘省的厘金征收随之减色。陈宝箴收到谭的来函，一时无措，忙召熊希龄与蒋德钧商议。熊希龄细阅来函后，遂向陈宝箴详陈了自己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首先，所谓洋商借口，可以有办法对付。因为《通商章程》英约第四十七款明文规定，洋商轮船只准在通商各口贸易，如到别地买卖，即将船货没收入官。而今湖南并未开埠，又属内河，外轮既不得驶入，湖南人在自己的区域内行轮，又怎么会给洋商以借口呢？同时依外洋之例，凡立一公司，国家给予专利，十五年内别人不得另行添设。湖南兴办小火轮，理应按例奏咨总署立案，予以专利。专利之后，如有洋商觊觎，即可延请外国律师据理阻止，也不必总署与督抚为之筹画。故洋商借口可勿虞也。

其次，所谓民船失利，并不会造成。因为湖南至汉口的船只，除红船巴杆各处的货船不计外，大约衡州有小驳船一类约三千余只。若以每船每年得水脚钱一千串计算，大约有三百余万串。今湖南如开设小火轮，不过先行六条轮船左右，以每船每年得二万串水脚钱计算，六轮充其量是十万余串钱。说占民船之利，不过百分之一而已。何况，对民船失利受损也可采取补救办法，设轮船一旦开办，可许各船行船户到轮船公司挂号登记，允许他们装运轮船公司的货物并为其拖带。这样货物虽由轮船公司包揽，而装载必须民船。民船既有拖带，以能捷速，可以少雇水手，节约伙食，平日往返湘鄂往往需要半月一月不等，由轮船拖带则十日可以往返。如此一来，民船的生计非徒无损，反可增益。倘若将这些道理告知船行船户，想必没有不会乐从的。故民船失利亦可无虞。

再次，所谓厘金减色，其实与此无关。向来商务不畅，系厘卡过密，造成内地奸商与洋人串通，以子口税为免税之计。加之厘金局本身积弊丛生，其员绅、巡勇私行卖放，致厘金日无起色，这才是真正原因所在。而轮船一旦开办，结果恰恰相反。因为轮船往来有期，停泊有时，昭人耳目，无绕越卖放之虞。拖带民船，听官稽查，查之重罚，无官轮夹带偷漏之虑。并且民船见轮船一泊即查，一查即行，无沿途阻滞之难，为避免到关留难与延搁时日，不得不雇请轮船拖带。如此一来，轮船之行不仅不会造成厘金减色，反而还可造成厘金增收。故厘金减色亦可勿虞。

1897年9月25日，湘鄂轮船局正式试航，经陈宝箴批准，熊希龄与蒋德钧先租用抚院官轮长庆、湘帆、慈航等火轮试航了长沙至湘潭、长沙至益阳、长沙至常德、长沙至岳阳各线，试航结果很好。次年8月2日，湘鄂善后轮船局正式开业。

湘省行轮从创议到批准、从筹办到正式通航，凝聚着熊希龄与蒋德钧的心血，二人是湘绅中费心费力最大者。熊希龄自称：“轮船尤龄与少穆千辛万苦，费九牛二虎之力始能成功。章程禀稿，皆龄手定，其赔垫川资电费，亦未尝开销公款一文。”（《熊希龄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55页）熊希龄对于湘省通航，其功自不可没，其精神尤其难能可贵。

三是主张开办铁路。为使湘省兴利致富，熊希龄除致力于湖南航运外，他还为路、矿两政力事奔走。1896年10月，清政府拟修芦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俾使连成一气。粤汉铁路初定计划取道江西，不经湖南。大多数湖南人原本十分保守，并不关心这一决策对于家乡有何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不经过湖南最好，免得破坏田园庐墓的风水。但熊希龄则坚持认为必须经过湖南。据《盛宣怀来刊信稿》，熊希龄说：湖南“欲致富强，非轮船、铁路，不足以创兴大利”，铁路应与轮船“相辅而行”。

为实现铁路道经湖南的目标，熊希龄与蒋德钧、谭嗣同等湘绅作了不懈的努力。1897年4月，熊希龄与负责经营全国铁路的盛宣怀多次接谈，得到了盛的认可。一是铁路“如取道郴、永、衡、长，由武汉以达汉口，则路较直捷”，可以大量节省造路成本（《奏办粤汉铁路折》，《湘报》第19号）；二是湖南矿产丰富，尤其是宝善成制造公司在宁乡清溪、湘潭小花石等地开采出的焦煤，可满足汉阳铁厂大量炼钢造轨之需，这使盛宣怀和张之洞大喜过望。因此，熊希龄提出粤汉铁路改道入湘的请求，得到了盛、张的一致同意。熊希龄等人力争铁路改道入湘，诚然是地方主义的做法，但在当时，这一举动也包含有抵制列强、保护路权的积极因素。

1897年6月，中法交换照会，法国取得在滇、桂两省筑路开矿的特权，这给湖南人敲响了警钟。未久，法国造路于广西，由龙州发端，广西与湖南相邻，万一法国人将铁路接至湖南境内，如何是好？当时熊希龄敏锐地感到，形势十分急迫，粤汉铁路必须赶紧集款修筑，方能抑制法国铁路入湘的阴谋。为此，熊希龄与蒋德钧、谭嗣同等湘绅与鄂、粤二省绅商广泛联络，决心催促粤汉铁路及早开办。1897年11月底，熊希龄联合湘鄂粤三省绅商写了一份《湘鄂粤三省绅商请开铁路禀》，联名具呈张之洞、王文韶与盛宣怀，除表明三省绅商合力兴办铁路外，熊希龄特别强调改道入湘可以保护中国利权不受外人侵夺，“今广西铁路已在龙州发端，设有人欲求由此接入湖南境内，直抵汉口，以拊我之背，则我仍造江西至粤之铁路，利权尽为彼所分夺矣”，而如果“定计道出湖南，则广西铁路即成，亦只能为我路之枝路，此铁路之所宜出湖南矣”。

这一年的12月，熊希龄、蒋德钧应张之洞之约，冒雪赶至武昌，与张之洞、盛宣怀面商一切。1898年1月17日，张、盛将商议结果写成《会奏湘鄂粤三省绅商全请速办粤汉铁路折》，请求清廷批准。1月28日，清廷颁发上谕，准予所请，指出“若由湘、鄂、粤三省绅商自行承办，仍归总公司总其纲领，实于大局有裨”，并强调粤汉铁路“必须与芦汉公司一气贯注，始可收通力合作之效。”上谕饬令随时会商盛宣怀“妥议招股借款各节，并选举各省绅商，设立分局，购地鸠工，认真办理”。至此，粤汉铁路的修筑有了明确的方案。

三、熊希龄的“书院改革”思想

熊希龄以在籍翰林，襄助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革新，从而得以施展其书院改革的抱负。熊希龄所欲改革书院的尝试，由于新的历史条件的作用，已不是先从书院本身入手，而是在书院之外，另建新式学堂。

1896年冬，熊希龄与蒋德钧邀同湘绅王先谦、张祖同、朱昌琳、汤聘珍等六人，在创行轮船、制造的同时，即有设立学堂之议。当即得到湘抚陈宝箴的赞同和支持，并亲自命名为时务学堂。次年1月，熊希龄等六人联名上《请设湖南时务学堂公呈》，经批准立案。为求事权划一，轮船、制造、学堂三事，各专责成，而熊希龄为“避谋利之名”，乃负“独办学堂”之责。于是得以规划和进行从请拨学堂经费，建造校舍，购置图书、仪器，聘请教习到招考学生等一系列事项。终于1897年10月将时务学堂开办而成，旋由陈宝箴委任为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总理时务学堂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措置，充分显示出对于旧式书院制度的改革精神。

时务学堂破除了旧式书院的那种偏狭的“举业”教育模式。其表现有五：

第一，在学习内容上，学分两种：一曰薄通学；二曰专门学。薄通学又分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四门，此四门要求“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专门学分为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门，学生可“每人各占一门”。学生入学六个月以前，皆治薄通学，至六个月以后，乃各认专门，且各认专门之后，仍须一并兼习薄通学。

第二，在读书范围及其标准上，所读之书分两类：一曰专精之书；二曰涉猎之书。其专精与涉猎之书均由学堂开具书单，要皆中外重要典籍及部分自然科学。规定读专精之书，“约居时刻十之六”：读涉猎之书，“约居时刻十之四”，二者不可偏废。

第三，在学习方法上，学生读书之外须写心得札记。凡学生每人备札记册二本，“每日将专精某书某篇共几页，涉猎某书某篇共几页，详细注明其所读之书，有所心得，皆记于册上，五日一缴，由院长批答发还学生”，“缴此册时即领回彼册”。院长批改学生札记，给予评分，“按日填注分数”；“每月通计分数以三十分为及格，溢分者给以奖赏”。

第四，在教学形式与考试标准上，学生均定期听讲并举行考试。院长每五日讲学一次，开讲时，“择高才生二人为书记，坐讲席侧，携笔研记所讲，讲毕，二人参合所记，写出清本交抄写人抄两份，一榜堂，一存院长处”。榜堂一份当日榜示。考试分月考和季考。月考每月一次，“每次命两题以作一艺为完，卷由院长阅定，分列等第，批给奖赏，仍记列分数，备大考时统计之用”；季考每三个月举行一次，试时请学堂督办官与绅董公同到堂汇考，“将三个月内之札记册、待问格及课卷三项通同核阅，汇算分数多寡，其有功课精进、能自创新理或发条例自著新书者，为异常高等，除原有分数外，仍可特加”。汇考毕，将一季内学生功课之高下列为一表，榜诸学堂大门，并登刊《湘学报》及《湘报》，“以示鼓励”。

第五，时务学堂的讲学宗旨与旧式书院大相径庭。时务学堂议立之初，原以“中体西用”为其宗旨。然自聘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加之熊希龄的主张，遂改其宗旨为“中西并重”。由上可见，时务学堂的教学宗旨和方针，实以经世救国与陶铸政才为要义。

1898年春，守旧势力开始攻击时务学堂，矛头是对准学堂总理熊希龄和学堂中文总、分教习梁启超等人而来的。先是鼓噪“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代秉三，叶奂彬为总教习”（《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继咎熊希龄“不应请粤人为总、分教习，或咎龄不应使学生读《公羊》，或咎龄不应以一人专擅行事”（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湘报》1898年7月15日，第二百一十二号）。议论纷纭，是非莫辨。

1898年6月初，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宣霖、彭祖年等上书其院长王先谦，以维护“名教纲常”、“忠孝节义”为据，对熊希龄、梁启超大加攻击，谓“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周，我省民心顿为一变”。“吾人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夫时务学堂之设，所以培植年幼英才，俾兼通中西实学，储备国家之用，煌煌谕旨，未闻令民有权也，教人平等也”；而“成就如许无父无君之乱党，果何为哉！”（《岳麓书院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翼教丛编》卷五）王先谦接此书后，请求陈宝箴将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雅说诱惑”（王先谦等：《湘绅公呈》，《翼教丛编》卷五）。

面对守旧势力的猖狂进攻，熊希龄毫不畏惧。就在《湘绅公呈》呈递后的第三天（7月13日），熊希龄便联络黄膺、戴展诚、吴獬、戴德诚等，亦向陈宝箴呈递《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对王先谦等进行回击。通过这个禀稿，熊希龄书院改革的思想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禀稿》针对王先谦等守旧势力深恶时务学堂而欲维护书院制度的本意，援引上谕饬令切实经理各书院、学堂；《四书》文一律改试策论；选择学贯中西之士担任学堂总教综司功课为据，指出湘省书院“深维积弊”，而“仰见朝廷变法，首在兴学；兴学之本，先重师范”，故书院改革势在必行。以现今“湖南通省书院不下百余，而岳麓、城南、求忠，尤为通省士子所观摩之区，既非一府一县私立之书院”，因此，“凡属湘人，皆有与闻之责，议事之权”，申明了作为湘人对于本省书院改革所应抱有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禀稿》针对湘省书院具体存在的种种弊病，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和要求：

第一，定教法。鉴于科举初变，风气初开，而书院则“无教法、章程以树之则”，所延山长，“仅传一家之言，适开攻击之的”，因此，必须“延聘纯正博学、兼通中西之儒，编立教法”，俾士子“矢诸正鹄”，“不致纷纭旁骛，流入异端”。

第二，端师范。鉴于“学术之衰，由于无师”，“从前书院大半虚文，往往回籍士绅视为养老之资”，其所选荐之书院山长，存在着“论资格”、“由私荐”、“分畛域”、“不住院”、“不敦品”等五种积弊，故不仅山长之中有“不知经史、不明时务”之辈，亦有“品行败坏”、“行私纳贿”之徒。而山长不欲住院，则学生无所问难，院规无所整肃，士习由之败坏。因此，不能再以“庸陋者”充任山长，必须延聘“明正通达之士”而为之，“师严而道尊，人才自可奋兴”。

第三，裁干脩。鉴于“湖南从前各处书院山长半由省垣荐人前往，而所荐者又非其人”，致各府、州县官绅，为调停计，每年须送省垣一、二百金干脩以为“荐人之费”。自此之后，应将此项干脩一律裁去，“以节浮费”。

第四，定期限。鉴于各府、州、县所聘山长，往往拖延到馆，或到馆一、二月，即将全年课题在两月中命学生作完，“自谓事毕”，即向州、县官索取束脩回里。因此，应规定其山长须以住院十个月为度，不得任意旷职。

第五，勤功课。鉴于各书院山长大半不欲住院，每月仅出课题了事，而学生课卷又多不寓目，往往托其亲友、门生“代为点窜”，甚至有徇私情，“以喜怒为取舍”者。因此，须厘定书院课程，虽不能照学堂章程“中西并重”，但须令学生每日作札记一条，由山长亲自评阅，“以示鼓励，而昭实学”。

第六，严监院。鉴于书院因山长不住院，由学生中选举斋长管理学生，往往无人“敬畏”，致“书院积弊丛生，赌博、嬉游在所不免”，甚至有不公正之斋长“肆其谗说，鼓惑山长”，而酿成“争端殴斗”之现象。因此，应仿学堂管堂之法，裁去斋长，任命本地教官为监院，或以本地绅士充任，限令住院，申明条规，“免滋流弊”。

第七，速变通。鉴于“时局日急，只有兴学育才为救危之法”，“朝廷既饬学政院试即试策论，则整顿书院，尤刻不容缓”，而欲收“此省先变，则较他省先占便利，此府先变，则较彼府先占便利”之功，就必须首先将书院中“多半守旧、不通时务”之山长，“尽行辞去”，宁愿将全年束脩“全行致送”，而不能不“另筹款项，延请博学主讲”，庶可“免旷时弛业”，不致耽误学生前程。

熊希龄书院改革的上述思想，其所指陈书院弊端及所提改革措施，不乏真知灼见，可谓切中时弊，对于守旧士绅，无异于当头一棒。虽然熊希龄的这些改革措施并没能在全省得到施行，但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无疑有着积极和进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