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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功名社会里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生涯。他们一次一次地出入场屋，又一年一年地游学、游幕，劳碌于功名和生业之间。《冷庐杂识》说：“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余年。
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一个普遍而且长久的难题，一代一代的京官都在它面前显得气弱。
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分其朘削所得，以百分之一辇致权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余年来成为故事。”他所描画的京城社会相，使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受穷的京官们心头那一腔熄灭不了的利欲。利欲常常淹没廉耻和自尊，因此，与朱珪的淡泊从容相比，“百余年来”的京官大半都穷得十分猥琐。
清代以薄俸养官，又常常喜欢用“扣俸”“折捐”来弥补国库的不足。然而地方官的开支却要兼及公私两面。当两面都顾不过来的时候，局中人另辟蹊径，向廉俸以外“思展拓”便成为一种管不住的事了。因此，“侵渔牟利”大半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开销；来路不正的银子半耗之于私，半耗之于公。
嘉庆一朝，国运居盛衰之交，当洪杨之役造出来的大批捐纳入仕者涌入官场以前，这些议论与清代吏治的真相大致相去不远。在上谕与奏疏中，“贪墨者少”和“贪酷者少”本意都是映衬“疲玩”、“委靡”之习久成风，并非旨在表彰。而以此觇地方官的众生相，正可以见宦味之淡薄。
在功名造出来的不平等里，个人的财富本来并不是一种价值。然而财力之歆动人心，又常常使功名造出来的不平等显得非常空泛。
道光间，沈垚作《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说过一番非常醒目的话：“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
沈垚以经学知名公卿间，是文苑传中的人物，这些话都可以作为思想史上的资料。商人之备受出格恭维，表达了一个文人对富与贵的一种称量。显然，在“天下之势偏重于商”面前，功名社会之尊有时而穷。
如果在读清史的时候勘对历史地图，则会非常容易地看到，出现在乾隆末年至咸丰初年的湘黔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与广西金田起义，都集中地先后起于东经 110 度附近的中南山区。这种屡现的历史迭合是一个富有内涵的题目。由此切入，可以见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最早，持续最久的一次移民高潮后来被称作“湖广填四川”。自顺治十年（ 1653 ）战火平息以后，外省人口越来越多地涌入四川盆地，此后绵延不绝，长达半个多世纪。其间，从康熙三十六年（ 1697 ）到康熙五十二年，仅湖南零陵一县就有十余万人移民入川。
五十多年移民之后，四川盆地已无余田可耕。但相邻的川陕楚山区却仍然地旷人稀，除少数河谷盆地有人移垦外，连片深山老林“实无一人一民出作其间”。虽说山区比不上盆地，但对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们来说，山区毕竟提供了他们所匮乏的生息之地。于是，向川陕楚山区的移民，形成了人口西迁的第二次高潮。
东南地区日益沉重的人口压力，使西迁桂滇黔的移民潮一浪接着一浪涌动，直到广西金田起义与云贵少数民族起义相继爆发，才戛然而止
他们在异乡能够得到一块土地，但山高土薄，长不出多少稻米菽麦。山地的贫瘠与移民的众多成为一种突出的矛盾。在移民与山地的结合过程中，由异域传入的玉米便在不知不觉中被广泛引入西南的山区。它是五谷之外的第六种粮食作物，高产耐旱，并可以在陡坡生长。
吏治不到的地方天然地为秘密会社留下了纵横驰骋的场所。从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到乾隆五十九年，短短数年之间，白莲教各支派就在川楚陕广大山区获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可以轻易地一呼百应。
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带有明显的山地特点和山民特点。时人谓之“川楚接壤一带大山，素习邪教之人，处处皆有”。“山僻村庄，邪教尤多。” 起事之后，“行不必裹粮，住不借棚帐，党羽不待征调”，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人“为之向导负运”，而且一茬接一茬源源不绝。“此番各股贼匪窜过郧西、商南、商州一带，随入逆伙者不下数千”， 官兵常常眼睁睁地看着造反的白莲教徒们“倚恃老林无忌惮”，“万山之中任奔走”而趑趄叹息
在经济交往和经济活动中，苗汉之间的这种民族矛盾又常常与阶级矛盾交错在一起，并因此而越益激化。这主要表现在客民中的一部分凭借自己的优势，用汉族社会经营方式掠取苗民手中的土地。归纳起来，其常用的办法主要有：（一）代办田赋。即运用充当保正、寨长的利权之便，与官府结纳，倍加苗民之赋，并通过代办田赋，使苗民与国家的纳税关系转变为苗民与自己的债务关系，这种债务关系以土地为抵押，一旦债务逾期，就马上收取土地。这种方法，明显地表现了政治利益向经济利益的转化。（二）商品交易。即利用苗民不谙交易之道的弱点，事前将日用什物高价赊卖给苗民，令秋后还谷并以土地作押。秋后无力还谷的人遂不得不交出土地。这种方法则具有显目的欺诈性。（三）放高利贷。自然经济下的天灾人祸永远会制造出困苦无告的借方和残酷盘剥的贷方。苗民一经举债，便难以摆脱高利的无情剥削：“往往收获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用这种方法勒取土地，表现了赤裸裸的掠夺性。
在客民之侵占日见其多”，而“苗疆田地日见其少”。这种变化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矛盾，但由此产生的苗汉“积忿相仇”，却首先表现为民族矛盾。曾经用暴烈手段对付汉族移民的苗人后来说：“实因苗子的田地都被客民占了去，小的们不服，因此起事烧杀客民。
乾隆以前，广西本是地广人稀的宽乡，从那个时候起，来自广东的移民便源源不断地迁入。他们“男女俱勤农事，不惮辛劳，故春耕秋获较他田倍利，有田者咸愿佃与耕种”，造出了一片繁荣。除了务农之外，还有以经商为业的，当时的桂林，“城内外商贾远集，粤东江右人居多”，梧州也是“商贾辏集，类多东人”。 一时称为“无东不成市”，其间的一部分正出身迁来的移民。
土（著）客（民）都是汉人。但前者“先民均系湘江、江南、山东等省之人”。他们入桂时间较早，可以追溯到宋元，甚至秦汉。由于世代居广西，比之后来者即为土著。这些人往往先得天时地利，占据了境内大部分平坦易耕之地。明清以后迁来的移民则多半出自粤湘闽赣四省，并以广东客家人为主。他们因迟来而不得天时地利，入桂以后很少能在平原立足，多数不得不移垦“僻处偏隅”的山区。而一批一批汉民的蜂拥而入，又无情地迫使原先世居其地的少数民族从平原退入深山。
当旧式的天地会以自己此起彼伏的暴动吸引了官府注意的时候，新式的拜上帝教却日益广泛地在广西穷乡僻壤中蔓延滋长。这种蔓延滋长又常常与土客矛盾缠绕在一起，并因而愈益产生凝聚力和感召力。
虽说土客壮瑶都参加了金田起义，但在传教转为起义的过程里，客家人无疑是此中的中坚。首义诸王当中除了萧朝贵之外，洪、冯、杨、韦、石都是原籍广东的客家人。而孕育出金田起义的紫荆山地区烧炭耕山之民，全部是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有人因此而称客家人是拜上帝会之母。后人读史，容易从这一脉络想见人口西迁与金田起义之间的联系
川陕楚山区与桂滇黔三省爆发的白莲教与太平天国起义，使清代二百多年的统治由盛而衰，由衰而危。而同样接纳过大批移民的川湘两省，则为朝廷提供了剿灭农民起义的人力物力，挽救了王朝危机。人口西迁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关系令人感叹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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