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五六：不该只为稻粱谋

《传习录》五六：不该只为稻粱谋

“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

许鲁斋是谁？

许衡，字仲平，号鲁斋，河南沁阳人，元代理学家，官至国子祭酒，承袭程朱之学，为一代大儒，死谥文正。

曾国藩被后人尊为曾文正公，范仲淹死后的谥号也是文正，死后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生前都是文治武功上特别了不起的人物。这位许衡自然也不例外。

就儒学的发展而言，必然受到时代的影响，时代无时无刻不在为儒学的发展加持着相应的烙印。孔子之后，王霸政治促使圣人之学为“名利”所冲击，诸子百家实际上是“虚文胜而实行衰”的重要标志。孟子毅然接过圣人的接力棒，让儒学重回政治舞台。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反倒成为民间显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组织御用文人，在将儒学推至御用显学位置的同时，也将儒学改造成了统御天下的工具。魏晋时期，天下动荡，儒生素隐行怪，表现为名士风流。唐宋继续加持儒学，也被儒学加持着，除了将之发展为经义之学外，也有意、无意地包容了佛、老思想。到了元朝，少数民族取得政权，中原儒生代表的儒家文化被压制，反倒成为非主流，不得已，只能托古说今，通过翻新昨天的故事来解释当下做法的正统性。此后，到了明清，更是在高压政治和文字狱的作用下，直接发展成训诂之学。

许衡所处的元朝，正是个儒生要通过翻新昨天故事才能在当世求存的时代。很显然，官至国子祭酒的许衡，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不但能在逆境中活得顺风顺水，还将耶律楚材等一大批贵族培养成有创见的儒生，客观上为儒学发展赢得了空间。

许衡的“治生论”，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许衡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积极入世，他亲身经历了战乱，饱经颠沛与贫困。他认为程朱理学“求隐僻之理”，脱离社会实际“徒事于言语文字之间”，于世无补。在他看来，理学之道只有贴近生活，接近实际才具有切实的意义。他将“盐米细事”看作是道和义，讲“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义，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最终提出“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主张。

不得不说，《尚书》讲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朴贴切，为道之心才得又失，道之在心，如微弱烛光，稍不留神便没了踪迹。与此同时，所谓的“道”，也不是双向八车道的大马路，而是在具体情境中恰巧容身而过，自己觉来刚刚好，他人观来也刚刚好的空间。

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有一次问老师，做人能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告诉他，做人能如此，当然是不错的，倘若能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就更好了。正因为如此，孔子才格外推崇能身居陋巷“不改其乐”的弟子颜回。

在另外的场合，孔子还讲“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今天，我们很难说许衡所处到底是“邦有道”还是“邦无道”，甚至也很难说许衡本人有没有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许衡看来，自己绝非“富”者，而在他将自己在少数民族统治下的求生发展成“治生论”时，我们很难看到“贫而乐”的坚持，反倒是有几分“为稻粱谋”的苟且。

王阳明之所以讲许衡“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误人，实在是因为许衡人为地试图将自己的情非得已推展为众生的“康庄大道”。

孔孟大道算是长谋的话，“先为稻粱谋”怎么看都算不上长谋！

人为便是“伪”，自己能走通的路自己走就好了，没有必要把它包装成人人可以走的康庄大道。倘若天下人人都“只为稻粱谋”，哪里还有什么圣贤之学，哪里还有什么民族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