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猛夫：旁听中共“七大”的日本战俘

佐藤猛夫：旁听中共“七大”的日本战俘

两军交战，肯定互有伤害，而且俘虏是其结果之一。但是，在击毙、伤近千人的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战役中，竟然一个俘虏也没有抓到。在与日作战前期，一位八路军营长为抢救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亲自背起日本伤兵急送急救站，半路上伤兵在颠簸中头脑稍微清醒，睁开眼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口咬掉八路军营长的耳朵。无独有偶，在广阳战斗中，陈士榘参谋长抓到了一名日本兵，在押解途中，这名日本兵突然转过身，头抵陈士榘参谋长的腰部，抱住他直接往悬崖下翻滚。要不是当时有工兵主任王耀南赶来营救，陈士榘参谋长就真如王耀南主任说的那样，被日本兵“拖下崖喂狼去了”。这两个日本兵当然没有成为俘虏，而是最终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日本官兵死不缴枪，宁愿不要命也不愿意当俘虏，真实原因并不是不怕死，而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政策，出于恐惧心理“宁死不降”：由于日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极为残暴，他们认为落入中国人手中肯定会受到可怕的报复，还不如拼死一战。另外，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日根据“武士道”精神制定的《战阵训》规定：“被俘乃军人最大耻辱”，规定绝望关头也要战斗到最后，万一落入敌手必须自杀。日本近代的教育贯彻“神道”精神并培养对国家的优越感，声称自己是“神国”，更不允许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当俘虏。如果被确认俘虏身份，家人不但要被取消抚恤待遇，而且还要跟着一起受尽侮辱。所以，日军是宁死不降。

但是，人都是有感情有思想的。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在与日作战中无战俘的记录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打破。而且，在这些被感化、改变的俘虏中，还有一位旁听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位著名的日本战俘就是在八路军中被尊称为“日本白求恩”、回国后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顾问、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佐藤猛夫。

八路军俘获的最高学历的中尉军医

其实，佐藤猛夫与其他日本战俘一样，开始时同样“宁死不降”。甚至，他比其他被俘日军还更加顽固，因为他比一般普通的日本士兵有更值得骄傲的资本。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佐藤猛夫在东京同爱会医院医局（研究室）工作一年。将在学校学到的理论逐渐变成现实工作中的实践，医术更加臻于完美的热血青年佐藤猛夫，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1938年5月应征入伍，服役于日本世田谷陆军第二医院。仅仅半年之后，佐藤猛夫晋升为日本千叶县佐仓五七联队第一大队中尉军医，1939年5月被选派到战事激烈的中国。

作为随队军医，而且在国内接受了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年轻军官，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可谓赤胆忠心。刚来中国才三个月，佐藤猛夫就在日军第32师团第212步兵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长田敏江带领下，与正准备庆祝建军节的八路军第115师在山东汶上县附近的梁山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长田敏江带领一支包含有野炮兵小队在内的日伪队伍，选择凌晨时分向八路军驻地梁山扑来。获知消息的115师政委罗荣桓当时掌握的兵力与日军兵力相比没有优势。但罗荣桓政委临危不惧，认真分析敌情，利用当时已经长高的庄稼设伏，最后将敌人围聚于一个车马店。大队长长田敏江见炮兵被消灭，己方死伤惨重，败局已定，便切腹自杀。

指挥战斗的罗荣桓政委见状，便决定一定要在这次战斗中抓几个俘虏。于是当机立断，让八路军战士悄悄把车马店屋顶掀开一个口子，将点燃的秸秆扔进去，滚滚浓烟顿时弥漫了屋子。负隅顽抗的残余日军呛得涕泪直流，连眼睛都睁不开。车马店周围传来八路军用日语喊叫的“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战俘”的声音，但日军既不敢也不能再和八路军对抗，也不愿意投降。诡计多端的日军“急中生智”，将枪支扔出屋外，佯装投降，趁八路军防备松懈之机，冲出屋子四散而逃。以为可以死里逃生创造“奇迹”。不过，日军还没跑多远就瘫倒在地。原来，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再加上惊慌失措，精疲力竭的日军只好束手就擒。

日军俘虏虚弱得实在走不动路，八路军竟然弄来了马和驴，让他们骑着走。这可让这些俘虏大吃一惊。因为在他们自己的部队，这几乎就是天方夜谭。日军部队等级森严，士兵就是会说话有思想的工具，哪能有如此待遇？但让他们更加意想不到的是，一队人马来到一个农家小院，八路军端来了窝头、煎饼让他们先吃。日本兵稍稍犹豫，观察到八路军没有恶意，手抓口嚼狼吞虎咽。

等这帮日本兵吃饱喝足恢复了力气，慢慢有些平复，有个看上去只有20余岁的八路军军官，才在翻译的帮助下开始挨个找他们谈话。第二天，俘虏们接受了八路军发放的毛巾、肥皂和笔记本等生活用品，笔记本的扉页上整整齐齐地写了几句话：“日本弟兄们：为了中日两国人民，让我们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财阀进行战斗，胜利就在眼前！”落款就是和日本兵谈过话的八路军军官。这位军官就是罗荣桓政委的手下，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杨勇。战斗开始前，日本兵已经知道这个名字。这次战斗中一共俘虏12名日军本兵，虽然都不太会说中国话，但还是能够大概明白这几句用汉字写的话的意思。八路军队伍里的长官和自己听到的宣传为什么有着天壤之别？

更让所有日本兵胆颤心惊的，是附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以及在头上转悠的日本战机。但随后一切又复归于平静。等到和他们谈过话的杨勇旅长再次出现在面前，他们终于被“日军第32师团展开的大规模报复行动被我们粉碎了，八路军再次歼敌300余人”的消息击中，像被戳穿了的气球，个个垂头丧气。杨旅长问这些日本兵“是愿意继续留在八路军学习，还是回到日军那边去？”没有一个日本兵回答。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6名关押在一起的日本兵趁看管他们的八路军哨兵进屋的间歇，一起冲出屋子向外狂奔。也许是对周围环境不熟悉，也许是慌不择路，或者本来就是想借着夜色掩护，这些日本兵竟然全都跳进屋子前面的湖里。凑巧的是，湖里水浅泥深，有3名日本兵深陷烂泥当即毙命，另外3名侥幸爬到对岸，但再次落入八路军战士手中，第二次被俘。以为这次“必死无疑”，谁知八路军却依旧不打不骂，一切待遇依旧。日本兵更加对八路军刮目相看，开始主动和八路军交流沟通。这时，八路军才知道在这些俘虏中，这位叫佐藤猛夫的日本兵是学历最高的中尉军医。

响应大日本“圣战”的日本青年

这次被俘的日本兵中还有一个炮兵上等兵，叫水野靖夫。他也和佐藤猛夫一样，参与“雨夜跳湖逃跑二次被俘”。在被八路军带着转移休息时，水野靖夫自然地躺在稻草堆上休息，可是八路军战士把他拉起来，让他躺在地上。“不许虐待俘虏！”水野靖夫愤怒地用蹩脚的汉语对拉他的八路军战士狂喊。“人在稻草垛上躺过，牲口就不吃了。牲口不吃草，乡亲们种地就吃力了。”八路军战士平静地对水野靖夫说。水野靖夫看所有八路军官兵都和他一样躺在地上，再也不喊叫了。水野靖夫在亲眼见证了八路军与日军的种种不同之后，被感化加入八路军，不仅教八路军炮兵开炮，还到抗日军政大学教八路军干部日语，以及怎样向日军喊话。

但每个人经历思想巨变所需要的感悟大不相同。相较于水野靖夫从八路军这些平凡的小事中深有感触不同，佐藤猛夫在第二次逃跑被俘后，始终认为八路军对他的种种照顾“另有目的”，不但不值得感谢，反而随时随准备抓住机会再次逃跑。《战阵训》中“懂得羞耻的人才能自强。应该经常想到家乡门风的声望，更加勤勉，以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死了也不能留下罪过祸害的坏名声”这样的语句自己倒背如流。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佐藤猛夫也如无数上前线来的士兵一样耳熟能详。比自己早一年入伍的东史郎，在出征前夕，他的母亲把他叫到跟前，交给了他一把匕首，面带笑容的说：“你只是我的儿子，但你是天皇的士兵，你的全部属于天皇。你要誓死捍卫天皇的荣誉。如果你不幸被捉住，就请用这把匕首剖腹自杀。我有三个儿子，死了你一个没有关系。请你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要让家人为你蒙羞。”东史郎开心而激动地接过匕首，在日记中写道：“母亲的话我铭记在心，我要为天皇欣然赴死。”这哪是母亲给儿子送结束生命的刀，倒是儿子接受母亲赋予的一项神圣使命。此时的佐藤猛夫和东史郎一样，心中充满对“圣战”的虔诚，个人的生命哪有整个家族的荣誉重要？

佐藤猛夫也对本国战时法令“100小时不归队除籍令”了如指掌。在前线作战的官兵，除特殊情况外，失踪者如果四天四夜不归队便被认定“阵亡”，灵魂被送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如果活着回来，等于嘲弄了靖国神社。一些被俘的日本官兵被放回后，只有在全队官兵集合面前剖腹自杀向靖国神社“谢罪”，才能保住本人名誉和家属的抚恤待遇。此时的佐藤猛夫心中已经没有恐惧，因为自己眼前只有唯一一条道路：逃回日军部队，向他们报告在八路军根据地看到的一切，然后再自杀。这样多少可以弥补自己被俘的“罪过”，也算多少对得起一点“培养”自己的国家。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大行其道，法西斯的本质更加惨无人道，武士道精神灭绝人性。他们为了达到侵略扩张的目的，将一个个军人训练成同时具备狼和羊的双重性格，对天皇和长官唯命是从，而对敌人就要异常凶狠，战败不许投降而只许自杀。佐藤猛夫算是中毒太深的日本青年，为国家“赎罪”的念头正日胜一日地在心头盘亘。

一直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的佐藤猛夫，终于在被俘后的第二年等到了一个主动送上门的机会。八路军要想让他去后方帮忙做医务工作。“后方逃跑会更加困难，”佐藤猛夫心里暗忖：“但可以接触到他们的指挥机构和高级指挥官，这样不但有机会搞到他们的机密，还有可能趁机暗杀他们的领导干部。假如再逃回日军，那时再自杀，罪责就会减轻。”就这样，佐藤猛夫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来到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129师羊角村医院。虽然在这里受到热烈的欢迎，但另有企图的佐藤猛夫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地形；装着认真学习的样子，偷看地图，暗自计算着离最近的日军据点距离；而且还开始策划偷取手枪，这样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作为自杀的武器。

死里逃生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场突如起来的疾病，让死硬军国主义分子佐藤猛夫终于觉醒了。那是1940年10月，差不多已经被俘一年之久的佐藤猛夫，随着日军扫荡太行山区，羊角村医院疏散，佐藤猛夫被分到武乡县青塔村分院。这时，太行山区已经是严酷的寒冬。虽然对俘虏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八路军连自己吃小米饭和野菜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还时时给日军俘虏搞些大米、白面，有时甚至还有鸡蛋、猪肉等改善生活，但恶劣的气候让佐藤猛夫生病了。

开始还只是疲惫乏力，接着腹痛腹泻，后来发热的症状越来越厉害。奇怪的是，发热的同时，佐藤猛夫感觉浑身冰冷。躺在炕上的佐藤猛夫，被灌下汤药仍然高烧不退，最后竟然被烧得失去知觉。这是典型的伤寒病。 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根据地，得了这种病只有等死。但没有人愿意放弃。佐藤猛夫生了重病的消息迅速传递出去，根据地最好的医生、能够找到的药品，在漫天风雪中向青塔村分院聚集。抢救一位日本战俘的生命变成一场无比重要的战役。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不仅体现在全面贯彻执行八路军总部发出《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而且对战俘正如此时已在延安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创立、日本著名共产党员野坂参三担任校长、专门改造日本战俘的“日本工农学校”的日本学员代表所说：“八路军不把我们这些日本侵略军的士兵当作敌人、加以侮辱，反而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平等及安全和物质上的良好待遇，把我们当作朋友、兄弟、同志一样看待。来到这里，我们才懂得了世界上的无产者都是兄弟。”

与佐藤猛夫一样，被八路军当作“朋友、兄弟、同志”的日本战俘，还有当年在八路军晋东南军区时常常和朱德总司令打篮球的前田光繁(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这三人于1939年1月2日，在山西东南部宣誓参加八路军。杉本一夫作为代表讲了话：“现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以及大多数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可能骂我们是叛徒、卖国贼，并轻视和憎恨我们。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真正正义的道路，是符合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利益，相互纠缠、相互影响。但正义与非正义、善良与邪恶之间那道被掩藏着的藩篱，正是人性的光辉被阻于黑暗之中的坚壁深沟。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一旦打开，人性的伟大足可以改变一个人冰冷的内心，让他的世界从此熠熠生辉。佐藤猛夫就是这样被改变的一个人。在炕上昏迷三天三夜，本以为就要死在他乡异国土地上，哪知在八路军官兵的悉心照顾下，这位对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日本战俘，竟然创造出了奇迹，终于躲过死神的追击。

然而，让佐藤猛夫猛然心惊的是，他醒过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从窗子透进来从太行山峰上的积雪反照进来耀眼的太阳光，第二眼看见炕前站着一位满身雪花、手提一桶酱菜的八路军“长官”。佐藤猛夫认识，这是八路军司令员刘伯承。一旁的护士说，刘司令得知他得了伤寒，从100多里外冒着风雪赶来，还给他带来了他爱吃的酱菜。

后来，佐藤猛夫回忆说：“在那一瞬间，一种感觉就像泉水一样从心里涌了出来。”这种在佐藤猛夫心里像泉水一样的感觉，叫“新生”。

死而复生的佐藤猛夫不知道共产党的“长官”为什么会在乎他一个日本战俘的生命？共产党人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既然自己已经“死”过一回，何不如研究研究？假如这种主义也能让自己接受，或许自己也会像信奉这种主义的八路军、共产党一样让其他的人“新生”？个人生死不足惜，但为何生死很重要。

从此，马克思的著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成了佐藤猛夫的必读书，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逐渐驱除佐藤猛夫脑海中盛装的军国主义思想。原来，自己积极参与并赋予热切希望的“理想”，竟然是剥夺别国人民幸福的侵略；军国主义思想的残酷本质，是穷兵黩武的反动；世界法西斯的真相，是反社会、反人类的军事独裁。

经过心灵的洗礼，佐藤猛夫开始觉醒。除了申请加入被俘日本兵组成的“觉醒联盟”(即后来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还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卫生部野战医院内科主任。这位在八路军从事医务工作的日本俘虏，已经开始脱胎换骨式的蜕变。积极参加反战同盟活动，自觉阅读进步书籍，更加关心时事，把中国共产党关于纪念七七抗战的宣言等文件翻译成日文，向不明真相的日本国内群众推荐。

不断改变的佐藤猛夫1941年7月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日本籍参议员，1942年6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1年预备期，1943年6月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无论如何我都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向着自己所坚信的通往真理之路迈进。”

旁听中共“七大”的日籍共产党员

在抗日战争中，竟然出现一幅奇特的景象：穿着八路军服装，活跃在抗日前线的“日本八路”，对日军开展宣传瓦解工作，他们已经成了日本当局口中“最需要警戒的”“国外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在著名反战同盟领导人秋山良照、担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的野坂参三等的带领下，通过写文章、画漫画、给参战日本兵写信，去前线对官兵喊话、唱家乡民歌等方式，促使参战日军放下砍向中国人民的屠刀，加入到反战行列中来。

曾是日本飞行教官的筒井重雄（原名木暮重雄），1946年到东北老航校担任飞行教官，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空军飞行员，其中包括后来任中国空军司令员的王海和北京空军司令员的刘玉堤；炮兵出身的水野靖夫（原名保谷政治），被任命为鲁西军区教导三旅的上尉炮兵教官，后来在随已是八路军115师教导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参加歼灭郓城驻守之敌时立下赫赫战功。日本工农学校的森健成功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与他同时当选的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工农学校的中小路静夫也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一个来自侵略者国家的普通士兵，竟当选为被侵略一方的政府参议员，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奇闻。他们曾是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荼毒的“鬼子兵”，奉行“最大的耻辱是在交战中当俘虏”，美国人也因此认为，日本兵被捕后通常会选择自杀而非投降。然而，这些顽固的“鬼子兵”在中国战场被俘，却在八路军的“优待”下，思想巨变，涅槃新生，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行列。这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佐藤猛夫利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在八路军的野战军医院为一个个重伤员做手术，给新招的医护人员训练班讲课培训。后来，他成了野战医院的副院长，被全院上下尊称为“日本白求恩”；1945年4月至6月旁听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1月作为野坂参三的随从人员回到日本，2月加入日本共产党，1953年至1980年任全日本民医联副会长，1985年后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顾问，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