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鸟意象的浪漫主义色彩，植根于楚文化的土壤。《汉书·地理志》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山川奇丽、物产丰饶，使得楚地原民能更多地脱离现实的束缚，自由放飞想象力，创造了楚地民间“信巫鬼，重淫祀”的尚巫传统，并为后来由中原迁移而来的楚国公族所继承。因此先秦时期，当中原地区开始接受理性精神，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的时候，楚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从而形成了充盈着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浪漫主义文化氛围。
楚文化浪漫基因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凤鸟崇拜。凤鸟是东方民族的图腾，高贵、美丽、光彩夺目，而楚人的凤鸟情结相对于其他东方民族似乎更为浓郁，楚国文字喜用鸟虫书，楚国文物中，凤的雕像和图像多得数不胜数，远非周代其他各国的文物可比，楚人崇凤的文献记录亦比比皆是：《史记·楚世家》记楚庄王答伍举问时，把自己比作一只“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神鸟——凤，以凤来体现超凡的胆识和气魄。《论语》记载楚狂人接舆对孔子作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以凤来体现贤人道德修养之高尚。而身为楚国贵族后裔、深受楚文化影响的庄子，在《逍遥游》中描画的“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其实也是凤的化身，以凤来表达逍遥的境界。最有趣的是张正明在《楚史》中所论：“《山海经》的作者主要是楚巫，一提到凤就流露出压抑不住的激动心情，用了不少赞誉之辞，以为凤的出现是莫大的祥瑞。”凤作为传说中的美禽神鸟，受到楚人如此青睐，恰是楚文化浪漫主义的最好证明。
屈原《离骚》中的鸟意象，诞生于楚文化的大环境，诞生于楚人“事多创造，不守故常，人喜艺术，重义气”的浪漫性格，而全诗对凤鸟倾注最多笔墨，亦是楚文化凤鸟崇拜的体现。因此，鸟意象的产生，严格说来并非屈原本人的创造，而是他对楚地民间固有传统的承继。
（二）浪漫主义形式与个体情感内核的结合
《离骚》中的鸟意象具有象征性质，表现出善恶美丑等个性人格。相比《诗经》用于起兴的鸟意象之客观纯粹，这首先体现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唯浪漫，故鸟兽皆能有个性，感情激越奔放，充满原始的生命力，不同于《诗经》中正克制、温柔敦厚的理性精神。那展翅高飞的凤皇，那毒辣狡诈的鸩与鸠，那卓尔不群的鸷鸟，无不具有神话色彩，无不承载飞腾的想象，在诗中呈现出“激荡淋漓，异于风雅” 的特色。
其次，鸟意象熔铸了屈原独特的个体经验和感悟。正如第一部分所分析的，遍布着神话想象的鸟意象，展现的却是诗人遭受谗人毁谤的不平与愤怒，不肯同流合污、殊死捍卫理想的决心，以及拥有像展翅高飞的凤鸟一样的精神高高飘扬。他把这些由于自身特殊经历而产生的特殊感情通过鸟传达出来，托鸟寄兴，从而形成了具有特殊性的个人感情的抒发。在这些鸟类身上，不仅能看到诗人的生活、思想状况，也能透过诗人把握时代的脉搏。可以说，鸟意象的华美瑰丽只是形式，其中蕴含的感情与精神才是着重呈现的内容。也正是这种展现自我的个人主义精神融于鸟意象之中，才使它们具有了分量。
而当浪漫主义形式与个体情感内核相结合，当“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鸟意象真正具有了超越时空的价值，展现出个体生命的独到风采。如黄中模认为，《楚辞》至少为中国文学注入了两种精神（这是《诗经》比较缺乏的），即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也正是众多如鸟意象一般体现这两种精神的诗篇，使得屈原的创作不同于《诗经》的民歌风味，而真正具备了文人的气质，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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