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为什么这么强？
既没有读过正规大学，又没读过商学院，甚至也没有见过别人具体怎么管理企业，褚时健经营企业的基因，到底来自哪里呢？
他在企业经营中，运用得最出神入化的就是「利益平衡」和「经济效益」，成为他在企业经营中频频获胜的关键因素。
「利益平衡」理念的起源，要追溯到他很小的时候。他常常回忆起，每遇荒年乞丐到他们家要饭的情景，家里本不宽裕，但妈妈还是要给乞丐半碗饭。五、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妈妈也总要接济一下困难的村邻。
这两个事例在他心里形成了很强的暗示，而不仅仅是一个善举，这对他后来不断强调的利益平衡，有着启蒙作用。
如果说少年时期的经历更多是一种潜意识，那么他在青年时期所亲历的征粮和减租退押，则促成他对利益平衡的理性思索，并固化为他的企业经营理念。
那两次运动中，褚时健都是最出色的完成了任务的人，他的法宝就是利益平衡。征粮的时候，战友朱某某因为行为太过火，向农户要的粮食数额太高，并动用武力，最后不仅没能完成任务，反而被袭身亡。
褚时健具有一种特别的现实主义性格，很好的揉进了利益平衡原则。他说，田是跑不掉的，用尺一拉，亩数就出来了，然后，根据土地的税利、肥瘦条件定出单产，再除以人口，就可以算出剩余的粮食。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把人家的剩余口粮全部收走，要留一点儿，这就是利益平衡。
双方协商，都有好处和出路。征高了，农户不干；征低了，他完不成任务。取得平衡就好了。所以，他总是在别人还没有动静的时候，或者还在抓人、打人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任务了。 「单顾我不行，单顾你也不行」，这就是他的利益平衡哲学。所以，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区长。
这些经历成了他一生的烙印，养成了他顽强而特别的现实主义性格。这种性格有几方面要素：与人合作，必须给人利益；利益的产生是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没有只有一个人赚钱的生意；适当让渡利益，常常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种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的个人风格，是褚时健管理哲学的基因。
褚时健还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商业算术天分。它与一般的数学计算不同，而是一种直觉性的把握事情要害的能力。褚时健总能迅速明白商业活动中的成本和效益要素何在，然后再进行简单的计算。一般人不明白，以为褚时健数学很好，恰恰相反，褚时健的数学很糟。其实这完全不是数学，而是一种商业直觉。这种商业直觉是无法拷贝的东西，外人无法知晓其中蕴含的核心竞争力。
他有一种特殊的思维结构，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都是一种约束性思维模式──能怎么做，首要考虑的常常是「约束条件」，包括那些不合理的约束条件。而褚时健是一种应然性思维模式──该怎么做，他往往不先去考虑约束条件，尤其是那些不合理的约束条件。
在应然性和约束性之间碰到问题时，他再想办法来解决，这是他能先人一步的重要因素，而这一步，在大多数人眼中常常是触目惊心、心惊胆战的，而他走得自信而踏实。这是一种领导者和变革者的天然气质。
他还拥有另一种特质：在反对声中前行。很多时候，反对声往往使他的思维更加清晰，成为他思考和前行的营养。他不是赌徒，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当他自信时，再强的反对力量也很难阻止他。
这就是褚时健的管理基因。
赏必信、罚必行，不打折扣
先过好生活，这是褚时健一贯的原则。
在他看来，在国有企业为国家工作，至少得有一条底线：让员工生活得好一点儿，这也是公有制的基本道义。他每到一个地方，无论多艰难，都首先要把这个地方的伙食弄得好一些，先让生活好起来。
一九八○年六月，在全厂的员工代表大会上，他承诺要为员工增收76创造条件，员工当年人均增收不少于一百元。另外，他还提出要在半年内为一线员工建三栋公寓，并对领导班子进行分工，以达到一手抓责任制，一手抓建房和福利，并由一位副厂长负责建新房事宜。
这个承诺让玉溪卷烟厂的员工都沸腾起来了，但没过几天又转入沉寂。原来，大家兴奋过后，都不把这当回事儿，以为褚时健像以前的领导一样爱吹牛。再说，即使建新房，首先安排的也是领导和领导的亲信。
不仅普通员工不信，就连基建科科长也不信。员工大会定下来的事情，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在褚时健的反覆催促下，基建科科长和该科的另一个员工，却给他递上了一张长假条。褚时健大为光火，他立即将基建科科长撤了职，几乎解散了这个科。他找来一支农民工建筑队，
这支建筑队由附近一个村庄的农民组成，他们在几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的带领下，干得又快又好。四个月后，三幢楼房竣工，九十六户一线员工都领到了新房的钥匙。
褚时健开始有威信了，大多数员工开始相信，他是一位说话算数、会考虑员工利益的领导。很多年后，褚时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到，当时有欣喜若狂的员工对他说：「领导心中有『人』字，我们心中就有『家』字，工厂就是家。」这种满是修饰的语句，或许看起来不是那么真实自然，也可能是员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断被教育的结果，使得他们在表达感谢时，也总是小心翼翼，不自觉的拔高意义。但是相信在他们眼中，褚时健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帮褚时健给员工盖房子的这支建筑队，给褚时健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后来他把玉溪卷烟厂的一些配套专案，也给了这个村，帮助他们发展乡镇企业，使这个村后来成了「云南第一村」，而褚时健晚年也落脚于此，成了这里的一个村民。此是后话。
此外，他从建筑民工那里了解到，这个村庄每天向市场提供四十至五十头肥猪，是玉溪周边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猪肉供应商。褚时健立马和他们商量，让他们每天把一半猪肉直接送到卷烟厂来。这样，他按每人每月八公斤肉食的营养标准，来给员工配置伙食。而以往像邱建康那样经常感到饥饿的人，苦日子也从此结束了。
在之前的一段日子，云南肉类供应不足，员工食堂鲜见肉星儿。而邻近的四川省，在改革开放未启之际，就率先发展粮食生产，不仅粮食增产，猪肉也出现了大量过剩。于是，在双方的协商下，四川烟草公司把四川的火腿拉到玉溪，玉溪卷烟厂用香烟和他们交换，之后再低价把火腿卖给员工。而这个时候，「红梅」烟已经开始有点儿抢手了。
此外，褚时健还用香烟和广东商人换来家用电器，也是低价卖给员工。
说是交换，其实不然。他们按国家标准定下出厂价，把香烟卖给这些商人。国家定价和市场价之间有一个不小的差价，这些商人当然乐得要烟。而褚时健也有相应要求，对方的产品必须给一个不错的折扣，无论是丰田汽车，还是四川火腿、广东家电，都是如此。
褚时健实际上没花几文钱，玉溪卷烟厂员工的生活就变得今非昔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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