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反移民运动……这几年,世界各地都不算太平,以往就比较混乱的地区依旧混乱着,而以往比较太平的国家,也开始被各式各样反体制的民众运动所袭扰。而在指向这些民众运动的言说里,“民粹主义”成为了一个频繁出现的词语。在英国脱欧投票通过的那一天里,连我微信朋友圈里一位不太关心政治的朋友都喊出了,“民粹主义大潮来了”。
占领华尔街当然,民粹主义并不是个新鲜的东西,“民粹主义”一般是来自对英文“populism”的翻译,在不同的语境中也会被译作“平民主义”“人民主义”“民众主义”等。如同所有的对“主义”的定义,学者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历史学家迈克尔·卡钦(Michael Katchen)把民粹主义视为“一种语言”:“讲这门语言的人将普通人视为一个高尚的群体,但该群体深受其自身阶层的限制;民粹主义认为其精英对手们是自私自利和非民主的;民粹主义者寻求方法,动员前者,抵抗后者。”
卡钦的说法大体可以用来形容历史上的民粹主义现象,而今天世界的民粹主义运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学者、记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给出了他的回答。朱迪斯是美国学者、资深媒体人,他长期关注欧美政治问题,曾是《The New Republic》杂志的前高级编辑。他于2016年出版了《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一书。
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2016年,对美国及全世界来说,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因为要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一堵墙”及一些歧视移民和女性的言论,特朗普一直被视为保守的民粹主义代言人。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持保守主张的民粹主义力量想要获得大选的最终胜利往往比较苦难,但近些年,情况有所改变,保守的民粹主义政党及候选人异军突起,颠覆了西方的政治生态。
在朱迪斯看来,这一切都源于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的经济大衰退为西方世界民粹主义的重新抬头提供了温床。
对于美国而言,大衰退使中下阶层人群失业数上升,中产阶层恐惧“政府会向自己征收高税额或高医疗保险费,以此补贴下层民众、非法移民及合法新移民”,而下层民众则更多认为是移民和自由贸易带给了自己失业的灾难。这种情况下,反对非法移民和生产外包与海外建厂的特朗普自然成为了总统选举的大热门。
而在欧洲,债务危机比较严重的希腊和西班牙因与欧盟特殊的关系,不得不尝试以国家经济主权来换取援助,这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趁势而起,它们以对抗欧盟和政府的妥协政策换来了大量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丹麦、法国这样经济比较稳定的欧洲国家,中东及北非移民数量的增长,却为他们带来了安全上的隐患,排外的民粹主义政党也得以上位。
卡罗洛斯·帕普利亚斯,曾任希腊总统,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人朱迪斯尝试为民粹主义提供新的分析进路,他受阿根廷政治学家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论民粹主义的逻辑》影响,“拉克劳将民粹主义解释为一种能够为左翼和右翼两方所用的逻辑”。按照这样的路径,朱迪斯将民粹主义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更关注的是经济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议题,而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征在于更关注移民等关于国家开放的问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右翼民粹主义,都有着其自身的悖论及其观念与现实的冲突。
民粹主义一般是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出现的。当经济快速发展或平稳发展时,人们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舒适感和满足感,社会的矛盾冲突会被经济发展弥合,“经济好的时候,什么都好说”。而当经济衰退时,受影响比较大的中下层,便会寻找那些声称可以为自己带来利处的政治力量或政治理念,而此时,这样的政客也会顺时增多。在西方国家,他们往往宣称会带来更多的社会保障与福利,通过税收限制高收入,甚至会限制移民进入。
然而,当这些民粹主义力量在拥护者的支持下入主政府后,他们所宣称的解决手段,却往往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归根结底,经济发展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口号和单一的手段可以修正的,民粹主义带来的是非理性,但经济系统本身却有着属于自己的理性逻辑。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或者被它的选民抛弃,或者最终转向他们本来所反对的政治理念。
当然,民粹主义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在朱迪斯看来,民粹主义起到了“危机的早期警告”的作用,“民粹主义能够凸显广为接受的政治智慧之中的裂痕”。1934年,美国政治家休伊·朗公开反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经济计划,提出了“向财富超过500万美元及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所得税”以向贫困家庭“补贴家用”的“分享财富”运动,虽然这样的税收计划明显不合理,但“他迫使罗斯福政府主义到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罗斯福也用“更广泛地分配财富”的税改措施回应了“分享财富”这一民粹主义运动。
(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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