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

那些野生的大悲大爱

《孽子》1983年出版，是年白先勇46岁，这是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一

同性恋是这个小说的标签。标签这东西，最会方便人，也最会误导人。走不出标签，就走不进小说。标签，是给不认识的人看的，认识了，就该把它扔掉。

扔掉标签，就看到，小说中的野性、欲望、痴顽、苛虐，都是生命表层的浮沫。在沸腾的泡沫下，却是人生的大苦、大悲、大爱。最黑暗处游走的生灵，常常进化出奇异的发光器官。黑暗乃见光之明，大悲乃有大爱。这是一本写人生的大悲大爱的小说。

二

杨教头对每只小鸟骂骂咧咧，看不惯就一个锁喉，身后形影不离跟着个大如狗熊、拳头如斗的“原始人”。看起来他只想当霸主，享受呼来喝去的威风。可是，他会为给一个痴呆流浪儿治病，偷垮了父亲开的饭馆。他这个教头把公园里最孤苦的孩子们，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他的呵骂是爱中之疼，疼中之爱。父亲放弃了他们，母亲放弃了他们，兄长放弃了他们，社会视他们为妖，政府视他们为魔，杨教头还在为他们觅着一根栖息的树枝。

小说中的“我”——阿青被学校开除、被父亲赶出家门，流浪到了公园里，又饿又倦地在公园椅子上矇着了。白发白眉、一身玄黑的老园丁郭老叫醒了他，带回家去，给他几块糯米糕，一碗绿豆稀饭，填饱了饥饿的肚子。给他讲一个个血液里带来的野性青春鸟的故事。

能骗能偷的“小麻雀”小憨仔，四处流浪，一身毒疮；连母亲也不知道是谁、在阴沟里滚大的枭鸟铁牛手膀上肌肉节节瘤瘤地坟起的，野性十足，凶残暴戾；外表清清秀秀、性子却是一团火的桃太郎，在相好成亲时嘻嘻哈哈地吃席喝酒，之后一纵身跳入淡水河，死沉水底，不肯浮起；痴情入骨的涂小福天天去机场问“美国来的飞机到了吗”，最后进入精神病院；身世凄苦、野性难缠的野凤凰阿凤一生悲号而生，只有不停地哭才能舒展心中的胀痛，最后剜心而死，作者写他时不知道是不是在心里有一只泣血不已的杜鹃鸟；高官世家出身的龙子要把自己的心装进阿凤的胸中，被父亲驱逐国外生死不相见，在纽约救助一个个伤残流浪孤儿。

这些人，郭公公一一为他们留影造册，记得每个人的秉性故事，接济收容没有活路的孩子，对他们血中带来的乖戾习性抱以宽容，对他们注定没有出路的命运投以悲悯。“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郭公公讲述的故事，有的血污游魂，有的血气乖戾，有的血性刚烈，有的古道热肠，金声玉振，掷地作响，真有司马迁之笔意。

三

阿青的小伙伴们也都是尝尽人间苦难、却保留着真性情的青春鸟。

玉仔率性直爽，口无遮拦，嘻笑怒骂，格外生动。因为全无机心，所以直话不显得粗鲁，责人不显得凉薄，说几句脏话也显得憨蛮可爱，如王国维所说，淫词鄙词读起来也觉得“亲切动人”、“精力弥满”。小玉这个人许多人喜欢，大约也是“以其真也”。小玉母亲是妓女，与入籍日本人的父亲相识怀孕后被遗弃，他寄住其家的表姐也是妓女（她那句“老娘有的是本钱”真是惊世骇俗，但又真实得让人无话可说），被与他母亲搭帮过日子的货车司机老山东逼出家门，真是可谓身世凄苦、一路打着滚过来的。这个背景使他的嘻嘻哈哈、直言无忌又格外珍贵，仿佛命运一直在追杀他，而他一直混然不觉，还不停地逗弄命运，像在逗弄一只娇憨迷人的小奶猫一样。玉仔，他的命真是贱，也真是硬。

老鼠，第一次露面杨教头就要剁他的手。他专爱一个偷字，走哪里偷哪里，见谁偷谁。贼不走空，属于郭老嘴里毫无羞耻的小憨仔那一路人。可是他不偷贵重的东西，只拿自己喜欢的钢笔、领带夹等小玩艺，所以他的偷里没有太多贪，更多的是玩。要没有这个偷字，和那一堆零零碎碎的小物件，他的生命该多么空壳啊。他不认识字，却最爱钢笔，都能想像他回到窝里把玩派克钢笔时的沉醉样，莫非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梦么，谁说不行呢。他无父无母，与哥哥相依为命。哥哥在妓院做打手，性行暴戾，下手不顾死活，经常打得老鼠伤痕累累。也许是习惯，也许是依赖，朋友劝他离开时，他总是拒绝。老鼠，就是这样一个只有今天、没有明天的人。

至于“我”，从小目睹父亲流落台北穷街陋巷，昔日与日寇血战长沙的抗日英雄已经落魄潦倒，母亲离家出走、穷病而死，弟弟误诊早夭，家已经散了。父亲被乡思穷愁浸透的凄苦面色，让一家人无法直视、纷纷逃离，是不是这悲苦之色也悄悄染上了“我”的面颊。不然，“我”为什么会得到龙子的属意呢。看一看龙子照顾过的人，阿凤、哥乐士、小犹太、小意大利、小金宝，哪一个不是惨到极致的畸零之人呢。

小说中几次写到狗尾草，这一群人也像这种最贱的杂草，野生于河岸山头，自生自灭，随意踩踏，可是也在阳光风雨下勃勃生长，摇曳着天地生机。

三

小说既名《孽子》，所站的自然是父母的角度。而父子间的疏离与放逐，也正是他们内心最大的隐痛，化作小说最深的感情。

小说中有三对军人父子，相互映衬，颇为别致。龙子父亲是朝中高官显贵，同性恋儿子本就是最大的政治负资产，龙子情杀阿凤后被斥逐美国，父亲活着一天不许回来，父亲落葬入土也只能隔空遥寄。傅老爷子是高级将领，寄予厚望的爱子难容于世、饮弹自尽，后半生只剩下无尽追悔和自我救赎。“我”的父亲是战败被撤职处分的团长，带着长沙血战日寇留下的累累疤痕和勋章，仰人鼻息，苟活于台北的穷街陋巷，两个儿子一个为社会不容、一个早夭病逝，一家离散，只剩孑然一身。傅老爷子夕阳中的归葬，李青父亲那不能直视的凄绝目光，龙子被父亲所下的永世不得超生的符咒，是孽子们共同的悲怆。

这是一群孽子，却还有孽父。最典型的是吴敏和玉仔。吴敏的父亲是个骨子里的赌徒，就算剁去九根手指还要去摸牌的人，后来又染上了毒瘾。吴敏没生下来他就进了监狱，七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就因为这样的父亲，让吴敏跟那个刻薄、多疑又小气的“刀疤王五”的生活变成了他一生最舒服的一段时间。玉仔的父亲也有一比。他是个归化日本的台湾人，和玉仔当妓女的母亲短暂同居，后来给个假地址就跑到日本去了，再也没有音讯，他对玉仔母亲对玉仔都没尽任何责任，也不知道有这个儿子。父亲的凉薄与命运的残酷，对玉仔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但玉仔一生念念不忘就要找到这个人。他的樱花梦，是一个从小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孩子的绝望中的盼望，他的忠孝是以壮烈激情包装的大悲大苦。

世人所谓的孽与非孽，是人为道德对天然亲情的宰割，是人与天的相杀相残。人可以胜天，天可以胜人，人不可胜天，天不可胜人，杀来杀去，往往是一场没有胜利的血拼。困境之中逼出人难以超越的底线，僵硬的底线又反过来把自己逼入绝境。

傅老爷子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小小年纪能背出师表，胯下西境宝马小银驹“雪狮子”英气勃发，当父亲的一定梦想过将门虎子、青出于蓝、甚至成为诸葛式的良相英烈。可想而知，猝然得知儿子竟是不齿于人伦的“妖”时，心中有多么肃杀。父亲铁面无情，儿子走投无路，在父亲生日吞枪自杀，儿子的死又变成一把锋利霜刃，几十年天天戳父亲的心。谁赢？谁输？谁痛？谁笑？而这个背后，又有父亲当年在鏖战之际亲自处决两名苟且行事的无名小兵的往事。天乎人乎，真是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

心已死透的傅老爷子在一个寒冬雨夜，遇见哀哀吞泣、不知受了天大委屈的阿凤。“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那个孩子那么薄、那么贱，又带着那么多凶煞的一副长相。突然间，不知怎的，我对他竟产生了一股无限的哀怜来。那是自阿卫死后，两年来，头一次，我又开始恢复了感觉。”就这样，晚年的傅老爷子尽力帮助这些孽子，庇护这群无枝可栖的小鸟，这也复苏了他枯竭荒凉的心神。他孤身一人的晚景，与这些孽子们已经命运贯通。他的病逝和夕阳中抬棺上山的场景，被作者不惜笔墨地渲写，也是夕阳下大悲大爱交融的场景。傅老爷子、杨教头、郭老、盛公、龙子和这群小鸟，也是一种孽子孽父式的关系，只是这里已没有人天相杀的残酷，而是亲情归来的救赎，是大悲之下的大爱，是黑暗中的光明。

五

小说两次提到大悲，一次是阿青的母亲死后骨灰存放在一个叫大悲寺的地方。一次是杨教头开饭店，傅老爷子说南京大悲巷里面有个饭馆叫安乐乡，这群小鸟后来栖止的饭店名字就叫安乐乡，这也是故事后半部的名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部小说的确是事关人生的大悲大苦和灾难救赎的。

小说虽然写了社会中一个不为人知的陌生小群，但也观照了整个时代的重大命运。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岛内，短时间涌进数百万败退的人员，他们（连同岛内原住民众）生活艰苦，精神困顿，既要艰难度日，又要强打精神（想想为什么傅老爷子为什么对儿子背出师表的情节那么自豪、念念不忘），这些都在小说中有所呈现。阿青的父亲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在台北仅能活身、对四川老家思而不见，可谓绝望进了骨头。龙子的父亲身居高官显宦，可是对龙子却如此绝情，安知不是恰恰反照出他所处的退步即是深渊的特殊政情下的宦海险恶之境。玉仔的身世又折射出日据时代留下的伤痛痕迹。这使每个人的命运与中国的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个人的伤痛与国家的伤痛联系在一起。即使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也要承受国家民族的共业。

佛教把救人苦难之心，称为悲。大悲则指佛菩萨悲心广大，大悲则有大慈大爱。其实苦难是压不倒人的，它只会浪费人。人能适应任何处境，能在任何处境中找到爱和快乐。看看玉仔、老鼠、吴敏，假如他们正常在一个公司上班，他们会更快乐些，或更不幸些吗？大概不会。

真正能救赎人生的是爱。傅老爷子见到终日号哭、命相贱薄无比的阿凤，死了的心才活过来。龙子杀阿凤，他是在杀自己，他死了好几年，直到遇见纽约的小歌乐士才得以复活。龙子被他救助的人偷、抢、捅刀子，从死境中归来，他没有任何怨言戾气。他们的人生，正因为有了爱的付出，才有了一点冰雪中的暖，黑暗中的光。当年王晓波写了一本反映内地同性恋群体的书，说他们中一些人像墨子一样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事理。

故事的最后，阿青拒绝卖身，与在校学弟一起打球吃冰，收养照顾罗平，也是他归心大爱的成长方向。整个故事以阿青被逐出家门开始，以他带着罗平，踏着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的行军节奏而结束。这一二一二的节奏一直进行到最后，掩卷之后，仿佛依然有踏步行军的声音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