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理事会读写营学员0155号习作，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从地铁口出来，一阵呼啸的北风迎面袭来。我竖起羽绒服的大领子，小跑着往办公楼奔去。
突然，一个声音叫住了我：“小王，小王，你过来帮我个忙呗。”
我停下步子，往声音的方向看去。“哎呀，左先生，您这样的大冷天怎么还过来了？您骑车来的？”
站在路旁一辆共享单车旁边的左先生道：“小王，你先帮我把车锁上吧，我这折腾了半天，就是锁不上。”
我拿过左先生递过来的手机，重启了一下App，“啪嗒”一声，车锁上了。
我和左先生并肩向办公楼大门走去，开玩笑说：“左先生，您也赶上时髦了，还用上了共享单车了。”
左先生笑笑，“得与时俱进呀，要不咱这稿子都看不了呀。现在的稿子都是新词，不多学着点还真不行。这不，《父母》杂志催稿子呢，我得赶紧找郝总编去。”
说话间，左先生急急地拐向郝总编的办公室。
左先生是我们社的一名编外人员，负责一些文科图书和杂志《父母》付印前的编校质量审读，俗称三校样质检。这一岗位，因为关系着最后成书的编校质量，又是付印前的最后一关，责任重大。所以，社里明确规定，这一岗位必须由具有副编审以上职称的人担任，且必须具有极强的责任心。
左先生并没有副编审职称。他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是山东省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毕业的。六十年代，为了工作的需要，进京在一家党报做校对工作，直到退休。
退休后的左先生退而不休，一直被业内各大报刊杂志出版单位争抢着，做着编外的稿件审读工作。左先生只要忙得过来，谁找他都不推迟。至于报酬，他就一句话：“你们看着给吧。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多做点，既是帮你们，也是帮我自己。人老了，不能闲着。”
据说，左先生每年能翻烂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什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辞海》《咬文嚼字》以及《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每年公布的规范用词堆满了他小小的书房。
我们社能请来左先生，是因为我们的副总编杜总在一次“两会”期间封闭校稿时，恰巧和左先生住在同一个房间。杜总对左先生在业界的声望早已有所耳闻，正好社里刚成立的质检部门缺一位能审读文科类图书的人。
左先生就这样在杜总的盛情相邀下，成为了社里的一位编外质检。
左先生对稿件质量的要求严谨认真，非常严格，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绝不放过，比如，“……声明如下：……”，冒号后面如果是大段大段的内容，甚至是有好几段的内容，他一定会一一加以纠正；其他类似词汇的区分也从来都是一板一眼的，比如“权利”和“权力”、“营利”和“盈利”，诸如此类；引用古诗词古文，他都一一查证……
左先生的严格严谨，一度让编辑们无法适应。我们毕竟是一家科技出版社，大多数编辑理工科出身，对文字的要求没那么严谨，只求不会引起歧义即可。而质检查出的错误，是要给编辑扣分的，一旦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编辑是要被经济处罚的。
但左先生指出的稿子的差错，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也绝不会以自己的资历去强迫编辑接受，他会找来各种规范的字典词典，甚至《辞海》或令人信服的规范文件，温和而耐心地给编辑们解释为什么要这么用，让编辑们心服口服。久而久之，编辑们都希望左先生来做自己编辑的图书的质检，把差错消灭在付印前，以避免成书的差错。
左先生一般是找他的稿子基本都接，而接了的稿子他绝对不会拖延，耽误流程。这样一来，左先生的工作量有时非常大，尤其是《父母》杂志出刊前，他经常顶着七八十岁的高龄通霄达旦。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杜总强行命令编辑们不得发稿子给左先生。
当然，左先生也并不是一个老古板老学究，而是一个非常注重吸收新知识的、不耻下问的与时俱进的学者。记得，有一次，《父母》有一篇文章许多处都用“第一任男朋友”或者“前任丈夫”之类的。按照严格的规范用词，“第一任”“前任”说法是不被允许的，但左先生看文章多处如此使用，亲自拿着稿子到社里，找总编、相关编辑一起讨论。
正是因为他的严谨认真以及对工作的一丝不苟，令我们全社对左先生这位编外人员格外敬重，一直尊称其为“先生”，以至许多人并不知道其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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