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面临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能源与粮食危机、经济衰退风险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面临着重重挑战，协调好现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走出阴霾、走向光明未来的最佳途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有句名言是，“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在这句名言背后，是隐含在诺斯以及新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阿西莫格鲁等人的信念——世界上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诺斯和他的合作者称之为“开放性秩序”，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称之为“包容型制度”。
总体来说，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很好地证明了这句名言。不过，在细节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在过去的20年里，新制度经济学已发展成为新政治经济学。
那么，到底什么是制度？制度的实施会对经济发展有怎样的影响？经济史的结构和变迁是怎样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吗？
这些问题都属于经济学研究人员的研究的课题，而对于非经济学研究人员，如何理解诺思的思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很好地解释和阐述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诺斯早期的学术研究，都是围绕着产权及其作用展开的。《制度与经济增长》这本书共分为12章，从诺斯早期的学术研究，到他的主要学术贡献都进行了阐述和必要的评论。
除此之外，还对新、老学派进行了对比，详细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在讨论所有权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中，着重论述了影响经济表现的非所有权因素。在这本书的最后，论证了制度绩效和制度的多样性，以及，其对制度研究的意义。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提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是定义人类交往的人为的约束。”
就像在一场足球比赛中，两个球队都必须严格按照事先确定的正式规则来踢球，这些规则就相当于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
制度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础，诺斯认为，其主要作用是消除或降低社会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人们的决策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另外，制度和组织是有区别的。
制度是规则，而组织是规则之下受约束的行动者，但同时通过反向作用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它们的最大不同在于：一个组织具有目标，而制度没有。因此，市场不是组织，而是一种制度。
社会秩序的演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综合的现象，它几乎包含了一个社会的所有方面。因此，对社会秩序的研究，需要采取历史的眼光。
制度研究的黑箱化，使我们无法对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深入的认识。但是，种种事例表明，对制度变迁过程的忽视，会导致经济理论的偏差。
提到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要提到曼瑟·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一书。
在这本书里，奥尔森将利益集团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归纳为9点，并从另一个角度讨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作者认为，因为制度的多样性，制度的演进又是渐进的，诺斯等学派所说的所谓“最优的”的制度，只能放在历史情景里，才可能做出定义。
发达国家的制度是经过几百年演进而来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把发达国家现在实行的“最优”制度移植过来，而需要结合本国的文化，采取渐进式制度建设。
所以，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而只存在与此时此地以及目标相匹配的适宜制度。
作者以布罗姆利的“站在未来思考今天”的观点为起点，将制度研究置于对制度变迁当事人的现实考量之上。在综合新、老制度学派及新政治经济学派的基础上，为我们呈现了制度研究的集体选择视角，并且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经济稳定增长，是我们抵御各种风险的最大保障，只有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才能保证短期的各种突发变数冲击，不会演化成引致经济衰退的因素。
除此之外，还要充分抓住我们的重要机遇期，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发展。要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形势，把握发展窗口，充分利用我们已经积累的综合优势和制度优势，把优势转变为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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