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晚清民初南洋华人社群的文化建构》是由薛莉清女士的博士论文增改之后，关于在晚清民初这个特殊时期，南洋华人这一社会群体，如何建构文化话语权和文化空间的作品。由生活·读书·三联书店出版。
文章结构分为七个部分，包括绪论、五章主体和结论。
一、
本文最精彩之处就是绪论部分。它主要交待了作者的研究理论、研究模式、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作者使用了许多理论，包括杰姆·克利福德的旅行理论、互动理论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
首先，旅行理论重视的是对游记文本的探究。薛女士的研究角度正是从1877-1937年间的南洋游记切入的。实际上，将游记作为史料进行研究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并不陌生，但当今大部分学者仅将目光投向古代游记，对于近现代海外游记的关注度不够，因此从选材方面来说，此书是有其新颖之处的。
其次，在论述南洋华人社群时，普遍的研究模式是中国—东南亚的两极互动模式，作者在书中试图打破这种固定的模式，并建立一种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多级互动的新模式，其中，多极的互动方包括中国、日本、各殖民帝国、土著以及南洋华人，且以南洋华人为互动的中心。
最后，薛莉清女士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应用于探讨莱佛士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建立与文化空间的关系，致力于梳理出殖民话语体系和华人话语体系之间较为清晰的脉络。
二、
在第四章中，作者把莱佛士图书馆和博物馆视为独立的文化空间，认为二者的建立意味着殖民话语体系的建立，并阐述南洋华人如何在殖民话语体系之下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话语和与之隐性对抗的过程。
本章的中心群体是南洋华人，但实际内容却隐隐有偏向海峡华人之意。文章中指出，海峡华人与其他华人方言群体确实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华人内部和官方都得到了认可，而官方的认可则进一步强化了民间对这个群体的认知。作者也明确指出“海峡华人已不同于普遍意义上的南洋华人群体。”但在接下来的大部篇幅基本都围绕着“海峡华人”展开，而第二节中“海峡华人”在博物馆的出席、第三节中创办《海峡华人》杂志为自身群体谋求更多话语权，都显得过于突出“海峡华人”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普遍的华人群体的反应和作为。
海峡华人成为特殊群体的原因在于身份的复杂性。与一般的南洋华人不同的是他们普遍接受过英式的教育和培养，在思想文化方面受到来自双方的影响甚至在政治理想方面倾向殖民国家。虽然海峡华人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比如：英国人那里遭受种族的歧视，因政治上亲近英国而被其他华人唾弃。但他们的优势也十分明显：他们是商业中的精英，即使英国人歧视他们，却又不得不选择与其进行商业贸易；他们也是南洋华人中的上层，在殖民体系下扮演着华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形象。以上种种优势反馈到自身话语体系的建立上显得格外突出。
另外，我认为作者笔下的这类“海峡华人”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的“峇峇移民群”有着明显的相似性。首先，两者都是受到殖民者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具有“中西结合”的特性。身份的多重性迫使他们需要同时面对其他移民和殖民者，应对来自故乡和来自现居地的双重压力。其次，这两个群体的人数都比较少，却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他们都是殖民体系下海外华人与殖民统治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偶然，它意味着海外华人社群在面临多方面、长时段的变化时表现出的灵活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
另，在解释莱佛士博物馆和图书馆成为当地殖民话语体系的建立者和支配者的原因时，作者列出的理由不免显得有些单薄和牵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缺少参照组，无法很好地突出二馆的主导和支配地位。
在笔者看来，本书潜在的难度与缺憾还在于：游记文本含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同时它的文本内容较为随意散乱、缺乏整体意识，因此，需要研究者具有较好的甄选信息和梳理史料的能力。另外，过于丰富的使用理论有时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些大格局的理论面前，作者的个体研究和史证梳理难免显得有些单薄无力。尤其在引用和使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时，作者并没有直接参考《空间的生产》这一理论原文，而是转引自其他学者的著作。其中原因未可知，但显然此举容易对理论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从而导致行文逻辑上的缺陷，这也是史学研究中的大忌。
综上，此书的亮点就是灵活且创新性地使用了经典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模式，并且使用了新史料，即晚清民初的旅行者游记。正如作者所认为的那般，游记研究的新模式能够使分析者一方面跟随旅行者的步伐和眼光，一方面能分析旅行者看到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空间研究”来说，“移步换景”式的游记研究能够更好的捕捉富有研究价值的空间。
总而言之，笔者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显而易见，这本关于南洋华人社群的研究之作，对于华人华侨研究中的文化史课题，仍具有很大的阅读价值和借鉴价值。尤其对于初涉华侨华人史的本科学生而言，难度适中，又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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