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经历“大悟”以后，信心满满，他绝不会再让名垂青史的大好机会溜走，这一次，他定要将太平天国彻底摧毁，不过这次他一改往日作风。
首先，为了赢得官场大大小小的官员的配合和支持。曾国藩上任伊始，就给各军将领、官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指针”。到了长沙之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就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也是亲自造访。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很快，这些做法就为曾国藩带来了很好的官声，而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了。
然后是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照圆明园之际，咸丰帝曾诏命湘军悍将鲍超带兵进京护驾，其时鲍超正处在与太平军战斗的关键时刻，一旦撤兵，势必影响整个战局，而皇帝的诏令明明白白，不能违抗，这让曾国藩左右为难。按照以往曾国藩的脾气，他会对皇帝陈述其间利害，坚持己见，拒绝出兵，但这一次，他并没有这样做。曾国藩与幕僚们的仔细商议，认定洋人进京只是为了劫掠财富，对推翻清廷、与皇帝为敌没有兴趣，所以皇帝是不会有危险的，也就不用派兵进京。但皇帝的诏书已到，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曾国藩听从李鸿章的建议，找了一个理由，来了个请旨出兵，这样在官文往返之际，八国联军已经抢够了金银财宝，满载而去了，皇帝的危机补救而解。如此一来，既表了自己的忠心，又避免战局失利，可谓两全其美。
再则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当时的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曾国藩领兵之初，痛恨此风，所以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而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为“以忠诚为天下倡”，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像得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视为自己的私恩。
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
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则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松了很多。
就这样，曾国藩经过宦海的沉浮和自己的思索领悟，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老道的政治家、战略家，一步一步地带领追随他的门生故吏，以一个国家级棋手的眼光布局，在长江沿线布上了一盘大棋，最终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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