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阅读鉴赏：章懋先生在兰溪县志中所描写的理想社会生活状态

       

方志阅读鉴赏：章懋先生在兰溪县志中所描写的理想社会生活状态

    一个社会处在怎样的状态算是国泰民安？人民怎样的心态可称为幸福？为什么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富足的程度，而我们仍然感觉不到“安宁”，幸福感好象离我们还很远？五百多年前的明儒章懋先生却在撰写县志中，用写意的手法勾勒出什么叫安宁！什么叫幸福！

章懋先生在《正德兰溪县志》风土类，民业篇中写道：

古者，四民各专其业。而世习之故，弓人之子必学为箕;冶人之子必学为裘，而不易其业焉。苟无常业则为游惰之闲民，而有载师、闾师之罚矣。我朝大诰之颁，亦有互知丁业之条，盖虑民无常业，则无恒心，而放僻邪侈无不为也。兰溪土狭民稠，使无术业以为营利，谋生之计，何以活其家乎，长民者所当知也，故志之。

方志阅读鉴赏：章懋先生在兰溪县志中所描写的理想社会生活状态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所谓“四民分业”亦即士、农、工、商四大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状况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论题。它既曲折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社会阶层的基本样式，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前近代史上人口职业结构的大致情状，因而有必要从不同侧面进行研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四民”阶层业已形成，士、农、工、商已逐渐成为社会的四大行业。我们还知道，也是在先秦时代，士农工商在社会劳动领域内已有一个大致的分配比例。秦汉及其以后的时代，“四民”的比例有何变化，缺乏具体记载，所可知道的是国家的农本政策一以贯之。在唐代律令中也有关于“四民分业”的规定；在敦煌石室所出的《二十五等人图》可以看到在唐代所见时人对工商问题的认识；所谓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形成问题，无须多说。总之唐代令文中多次重申“四民”或“四人”分业的规定，《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所录武德七年（624）令：

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这是在制定户等制和强调乡里制、邻保制的同时，重申“四民”分业之制。其中对士、农、工、商所谓“四民”的界定与前代相比并无大别，同时也重新强调工商不得入仕的传统意见。而且，将之目为“杂类”，显见其身份低微。令文中又言“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这里对“村”、“坊”的划分，已经大体透露出当时基本的城乡结构和职业结构。又《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户部郎中员外郎条：

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工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注：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科（利）者。其织纴组紃之类非也），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

以上是我对章懋先生的“四民各专其业”的理解。

他接着说，而世习之故，弓人之子必学为箕;冶人之子必学为裘，而不易其业焉。苟无常业则为游惰之闲民，而有载师、闾师之罚矣。

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克绍箕裘”，在《礼记·学记》中有“良治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的话，唐朝经学家孔颖达解释说：“言善冶之家，其子弟见其父兄世业陶铸金铁，使之柔合，以补治破器皆令全好，故此子弟仍能学为袍裘，补续兽皮，片片相合，以致完全……善为弓之家，使干角挠屈调和成其弓，故其子弟亦睹其父兄世业，仍学取柳和软挠之成箕也。”这里所说的“良冶”和“良弓”，指的是善于冶金和造弓的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生活在冶金人的家庭里，子弟从小受父业的熏陶，往往成为补续兽皮的工匠；生活在善于造弓人的家庭里，子弟从小受父业的渍染，往往成为制造竹器的工匠。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克绍箕裘”的意思。

从古人进行家庭教育的善举来看，不仅说明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行的，同时也说明古代的家庭教育在传授劳动技能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职业实践经验，形成了特有的职业专长，古人称之为“家学”、“家传”、“家业”，并且在家庭生活实践中传给后人。古人所说“家学渊源”、“家业不败”、“世代书香”、 “克绍箕裘”等就是说明这种情况。中国古代的许多专业知识、技能都是这样传递下来的，许多具有专业特长的人才也是这样培养造就出来的。

《礼记》是四书五经之一，这说明了什么？

枫山先生指出，“苟无常业则为游惰之闲民”，没有正常的工作，就会有游手好闲的人出现，给社会的安宁留下隐患。这个是要处罚的。“载师、闾师之罚”，周礼地官司徒之下，有载师、闾师、县师等属官。闾师掌国中人、畜之数，按需徵调；载师掌任土之法，制定赋税；县师检查各项数字准确与否。

        兰溪之民为业不一，大要亦不出乎农、工、商、贾之类耳。

业于农者：或田而稼，或圃而蔬，或水而渔，或山而樵，或操舟于河，或灰石于山，或为版筑，或为傭工，各食其力，无或惰焉。

业于工者：有攻金之工、攻石之工，有攻木之工、攻竹之工;有皮工、染工，有陶工、冶工，有缝衣絮衣之工，有捆屦织席之工。凡百技艺无不备焉。

远而业于商者：或商于广，或商于闽，或商于蜀，或商于汴，或商于苏杭，或商于两京。舟而载者，比比也。

近而业于贾者：或货食盐，或货米谷（穀），或货材木，或货酒醋，或鱼肉果蔬，或布帛杂物，肆而沽者，纷纷焉。

此外，又有假贷以取息，负擔以糊口，与夫业医、业巫、业星命、业卜筮、业僧道之流，不在四民之列者，皆欲谋利以养其生。若乃业儒而为士者，不过数十家耳。

民之为业，有大小得利厚薄，子民者能深知而体悉之，以重本而抑末，安富而恤贫，使人人得遂其有生之乐而无愁叹之声，则吾民之福也。

最后是他对为官者的要求，也是他自己心中的理想：重本，抑末，安富，恤贫。什么是幸福？很简单，得遂其有生之乐，无愁叹之声。看似简单，我们今天的人能得到吗？恐未必。为什么？贪得无厌是其根本。

        这是《正德兰溪县志》中的一篇，读完后，不得不佩服，明儒之高，真的象座山，让人“仰止”不已，简洁，朗朗上口，集文学、哲理、政治、经济、管理手段于文字中，让人忽然明白，去注解它，是何其的蠢，就象愉悦在心中流转时，语言是多余的，文字如浮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