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民富的金融逻辑
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的话，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继续下降。政府控制的资源、土地、企业股权总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中国社会财富的2/3。国有资产和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绝大部分去向政府，而老百姓没有获取这一部分财富的渠道。
中国从前和今天的工人收入都被压得很低，人人靠勤劳卖命，反而没有激励去技术创新，长此以往，中国就无法走出低劳动收入的恶性循环。——“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金融交易除了具备规模效应，还因为其对信任的超级依赖，这个行业更趋向于“赢者通吃”。金融交易本质上是跨期价值交换，把今天的价值跟未来的价值进行置换，或者把未来两个不同时间点的价值进行交换，所以是一种承诺，是一种跨期价值交换契约。因此，已经经过百年风吹雨打的老店就显得格外“值钱”。
零售业、餐饮业、酒店业、手工业这些传统夫妻店行业，被公司化、规模化洗礼后，都由一个个大公司取而代之，社会因此失去了众多中等收入机会，更多人被打入工薪阶层，收入分配更为严重地分化。
对于人类来说，消费分配比财富分配、收入分配都要关键，因为人的幸福/效用直接取决于消费。如果消费分配不很极端而是比较平衡，那么即使财富分配过度集中，也不会那么糟糕。在货币化、金融化使现在的收入差距天差地别之后，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只要社会保障体系让低收入群体能体面生活，富者所拥有的巨额金融财富，更多的只是一些具有激励作用、让人感觉良好的数字而已。
当政治过程无法找到财政危机解决方案时，往往需要金融市场来表态，通过金融市场的动荡倒逼政治过程，倒逼政府政策、社会让步。金融市场的动荡给政府决策人以理由去推动削减福利、政府开支的政策，让政策回归理性。也就是说，金融市场是克服民主制度缺陷的一种手段。
即时新闻媒体不仅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基础，而且使社会各界对政策失去耐心，迫使政策周期越来越短。可是，经济有它自身的周期，市场有它自己的调整方式和时间，行业企业在得到政策信息后需要做投资评估、谈判签约等，从决策到正式开工投产需要时间，这些决策周期、建设周期、生产周期不会因为即时新闻周期的压缩而改变。——把住政府之手。
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都偏爱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当政府官员掌握资源并控制资源配置时，他们往往没有动力把钱花在“民生”上，因为其效果不仅需要时间才能现先，而且即使有了效果，也不容易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
我们可以把政府的权力和民间的权利看成是整个法治博弈的两方。如果政府太有钱，民间的企业或个人在跟政府博弈的时候会处于极大的劣势。“依宪治国”就是为了规范政府权力，使其不至于轻易侵犯民间权利。——穷政府使国家权力有求于老百姓，更有利于法治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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