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喊志学娘叫“干奶奶”,这缘于志学妹妹小时候拜我的父母为“干爷,干娘。”于我而言,终究只是停留在一个心里层面上,或者是路上照面时的一个称呼。我的双脚几乎没踏进过她家的门里,即便过时过节也不会走动,更不会有无故想到她的念头。离开家乡快三十年,许多人或事接触少之又少,已和过去的想象重叠不起来。时光会拉近一个新人,也会模糊一个熟悉的人。
记得去年和弟弟、弟媳妇三人回家做冬至,八点多就穿过团团浓雾赶到“谋道”,又折返到村里的公墓处,最后几乎是冲向程家墩东边的坟场。三个不在一条线的地方,六个祭点,必须赶在十二的钟声敲响以前完成。每到一处,我们都是匆匆摆祭品,烧纸,燃鞭炮,叩头,赶路,匆忙得留不下一缕哀愁。终于在十二点前回到家里。
母亲做好了午餐,等待着我们归来,所以我们一进锅屋,她就端上了碟碗筷杯。我们四人围着小方桌,围着桌中的小火炉,准备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志学老娘来的。和以往一样柱着根短竹竿,眼睛平视前方,还未进门就听到她的声音:“干娘哎,二哥家来没有?”这话明显是冲着老娘问的,但声音塞满了小屋,塞进了每个人的耳根。我有些诧异,觉得她是来寻我。
进门前,她将竹竿靠在门框和外墙壁的夹角处,而不是靠在防盗门的板面上。腾出来的手伸进衣兜里,摸出一卷钱,塞给我时,灰白色的眼眸散在我的头顶,话像对着我坐的背后那方墙说:“这钱是我的一点心意,给大姐买双袜子。”这时我才明白,大概她听说我的女儿快要出嫁,她是来送情的。我接过钱,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根本就没准备听我说,连我拽过的小木椅也没碰一下,摸到她的竹竿,“笃笃笃”竹竿落地的声音消失在门外。
我手里捏着钱,还有一小片撕得不规则的红纸片,觉得那是一束燃烧跃动的火苗,有些烫手,刺眼。我对母亲弟弟说,等做完了事情,得将钱还给她,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收她的钱。母亲表示同意。
志学娘九十六岁了,除了眼晴不怎么聚光外,其他好像没什么毛病。在程家墩队里她是最长者,在整个村里也是。我记事起,没见过她过什么好日子,生产队时期是有名的超支户,直到土地到户后,才解决了温饱,但两儿两女还是让她老夫妻操了不少心。二十年前老伴和大儿子相继去世,她的头发开始花白,女儿远嫁后,她飞不动,只能留下和小儿子一块生活。来回奔波的轴线是地里家里,闲时连个落脚唠叨的地方也没有。
说来母亲在上海待了两个月就死活不肯再出来,与程家小墩的小改娘有关,与志学娘更有关。
小改娘是住在常州的女儿家,因为女儿家里人都去上班,七十多岁的老人便被无聊所困,先是走出大门,觉得没事,又走出院子,回头看看房子,自认为记住了模样。沿着小区的道路溜达,溜久了,想回去时再看,房子长得好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连脚下的路也像一样画出来的。汗,就出来了,问别人,老家的土话没人听得明白……后来“碰”到派出所的人了。再后来,女儿上班就将她住的房间锁起来,她便得了忧郁症。
志学娘遭遇的也和小改娘差不多的境况,只是恰巧,在南京读大学的孙子暑假时去姑姑家看望奶奶,看到奶奶大热天被锁在小屋里,没空调,没电扇,当时气得火就点燃了。他边骂姑姑,边打电话叫来了120,从马鞍山的当涂亲自护送奶奶回到了老家。一回来她便又和我母亲一样,独自一人生活在家里。
在我的老家没有两栋相同的房子,村里的路没有直线,大都歪歪斜斜,扭扭曲曲的,每条路不一样也没标志,但标在每个人的心里,没有人会不识回家的路,夜再黑也不会。志学娘只去我母亲家,一天要跑几趟,老人眼光不好,记性不强,从没听说她走错过。
每次回去,母亲都向我“保证”:她肯定不乱跑,除了十除一上上街,其他时间都在家里,左右隔壁家都不去,下午早早扫完门前的场地,吃完就上床看电视睡觉了。
母亲的话听着很熟悉,像遥远的我儿时说过的一样。她的话我相信,回去几次转过母亲门前那条小路前,我都看到西隔壁的大奶奶倚着东边的门框而坐,晴天坐在门外,阴天坐在门内,眼睛永远朝向西边。进大奶奶家要走北埂之渠边沿,从西边山墙转过来,她在夕阳西下时才会关门,也是在看守着一线希望的光。那个门框似乎就是她的依靠。
还有我的一个林家大爹爹,快八十的人了,在家里待不住,也不往别人家跑,这条路转转,那条路量量,似乎永远也量不完。小时候,孩子们生个疖子害个疮,大人们就去找他挖点什么野草,捣成糊状敷上几次就好了。
还有敏祥老娘,还有退休多年的周老师,七二老娘,十几个这样的老人。是他们默默地守护着村庄,替代着自己的孩子们迎接朝阳、送走晚霞。升腾在村庄上空的炊烟,如梦似幻,诉说着村庄的寂寞。
国庆就要到了,还在外面徘徊出的人多回家看看吧!一颗颗孤独的灵魂需要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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