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友是我老家的邻居，准确地说，是我外婆老家的邻居。
我兄妹四人，小时候父母照应不过来，于是将我寄居在外婆家。外婆家并不远，但周边没有多少同龄孩子。我妈说，其他孩子住在外婆家都受不了孤单，哭闹着要回家，只有我，能受得了安静，和外公外婆这两个老年人在一起，一住就可以住上一星期，寒暑假时，甚至可以住上整个假期。
外公外婆的房子是标标准准的两间茅屋，舅舅们年青的时候都离开家乡到别的县城去寻找生计，我妈也已经嫁出去，所以只有外婆外公住在茅屋里。所幸我妈嫁得不远，相隔二三里地，能经常去看望外公外婆并照应一些事情。我小学和初中时，常常放学后就直接回外婆家。
外公外婆的茅屋是独立在一片田野中，和东西两边的人家都要隔着一两块地，门前十多步远处有一条小河，河边和屋子的周围，有高高的树。从门前到河边这一小段距离，既可以说是门前的路，也可以说是门前的场地。夏天的一日三餐通常都是在室外吃饭，追随着茅屋和大树带来的荫凉。
据说大树被我哥还有这么一个利用：他小时候在外婆家淘气，被大人责备，为了反抗和“惩罚”这种责备，乘人不注意，他偷偷地爬到一棵树上。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安然坐在树上，看着全家人如热锅上的蚂蚁般到处找他，直至故意摇动树枝发出响声。大人们终于发现了他，“请”他下树并享用午饭。大概因为门前有河，我父母找不见他的时候是非常担心他失足掉下河的。
他的这种“创意”，我有次"复制″却得到相反的待遇。我小时候受父母责备，有天晚上想离家出走，盘算了半天，最多也就只能“出走”到外婆家。可冲出家门，望着外面黑黝黝的夜空，却没有胆子出走。于是，我闪在一边，看着我爸我妈他们提着马灯出去找我，我然后悄悄地在门边蹲下。我在“享受”着父母哥哥他们前呼后叫人仰马翻带来的痛快时，我父母精疲力竭地回来了，在家门边发现了我，“拎”回家馈赠了一顿打。说实在的，父母是很少真正打我们兄妹的，通常只是摆出一些打的姿态，但那回我是真挨了打。
每逢我在家不如意时，我头一个念叨的去处便是外公外婆家。
实际上我在外公外婆家呆着的时候，虽然没什么同龄伙伴玩，但比起其他兄妹是有许多令人愉快的“资源”的。首先在家的时候，父母根本没时间顾上我们，而在外婆家，他们对我嘘寒问暖，我时时刻刻是他们的“中心”。另外在吃的“资源”方面，外公外婆也是以我为优先的，比如可以获得特殊的大米粥、鸡蛋羹之类。虽然外公外婆和左右两边邻居都隔着一段距离，但谁家若是包饺子或烙饼了，邻居间都会互相赠送一些，这也包括大友的父母。这些送来的好吃的，份量不多，只能解解馋味，是不能尽兴的，外公外婆是近乎让我全盘独吞的。
小河边、田野里，菱角荷藕瓜果蔬菜也自有能吸引我在外婆家住下去的乐趣。去邻居家回送一些吃的，或是串门，也是我的乐趣。我特别喜欢去大友家串门。
大友家与别的农家相比，显得非常的干净。他家的鸡鸭是圈在屋后面的，所以门前场地总是干干净净的，不像有些农家总是沾满了鸡鸭的排泄物。大友家屋后的菜地也是整理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的，有时候我去串门，大友妈会顺手摘下一些菜瓜豇豆之类，让我带给我外婆。大友的父亲在农活之余，好像会做一些手艺活，所以他们家在当时的年代算是小康之家了。
大友比我大六七岁，我们互相不是玩伴，所以我跟他并没有多少交集，只印象中他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爱干净，脚上总是一双白球鞋，上面不沾污泥。
我上高中时就住校，到外婆家的次数少了。偶尔去外婆家，从邻居家门前经过，若碰到大友，就会打个招呼，那时候他已经长成一个帅小伙子了。但大部分关于大友的零碎信息是从与母亲的零碎谈话中获得的，这些零碎拼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不完整的片段。
大友在农村上了高中，成绩中等，高中毕业后，他并没能够考上大学。如大部分农村孩子一样，没多久就结了婚。大友的父母是勤快但要求较高的人，据说大友的妻子好像比较懒散，不善于持家，婆媳之间免不了出现矛盾。大友并不善于处理这些矛盾，他听到父母或妻子两方面都向他抱怨只感到心烦，于是大友离开家到县城去打工。
大友是不偷懒的人，在县城很快就站稳了脚，并且好像转正获得了成为“定量户口”的机会（城乡二元制，定量户口指城市户口的身份）。大友回家次数并不多，父母和妻子在家，矛盾更加无法调和。大概大友自己对妻子也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并没有将他的妻子带到县城去。最终妻子和他离婚了，两人之间没有孩子。
大友父母和大友自己，对这段婚姻并没有做过多挽回的努力。大友是白净的青年，又是定量户口，再婚应该不难。但事实上，大友从离婚到现在，一直未能再婚，拖延至今。
大友诚实勤快不假，是定量户口不假，但在县城并没有一砖片瓦，九十年代甚至现在，哪个姑娘不看中房子呢？没有房子家在哪里呢？大有做人一丝不苟，并不善于用软语俏皮讨得女孩子欢心，何况还是个二婚头。所以大友在县城找对象的优势几乎是没有。几年后，大友自己也觉得在城市成家的希望渺茫。
九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巨变的时代，国有企业改制，国有工人下岗，农村和小县城人口不断地向大城市转移。县城的国有企业，规模小，成本高，本就没什么资源优势，也很难获得政策的扶持，在这样的大浪淘沙中，能够生存下来的少之又少。最显著的应该是东三省，历史上的重工业基地，逐渐走向了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浙江广州深圳等制造业的崛起。
大友的企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被淘汰了，大友又回到了农村。
回到农村的大友在择偶方面，更加没有优势，因为农村的姑娘们都到城市去寻找希望了。
何况大友的年龄也一年一年大了。
大友后来也断断续续出门去打工，却始终没能在城市呆下去。因为大友父母老了，需要大友断断续续的照顾。大友父母大概也感觉到后悔，大友的婚姻像一块石头压在他们心上，他们四处托人说媒，甚至托人找外地妹子，被骗了一些钱。但大友没有像样的工作，在城市没有房子，并且家有两位老人要照顾。这样的条件终于不足以使得大友成家。
大友在农村也做过一些活计，但都没有能够长时间地坚持下去。大友做豆制品挑卖，成色好，价格公道，做出来的不愁销。但一段时间后，发现烧水打浆，外加销售，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雇人又承受不起，最后放弃了。大友还干过一些别的活，比如到工地帮工或是收旧货出售，人家都是主动打电话约他去上班或收旧货，但大友有个毛病，天生爱干净，稍微脏一些的活，他觉得不能适应。
大友照顾父母直至他们去世。有一次我妈提到大友，我说，是不是让大友到我们厂来看看，是否能干车间的活。
大友来了，我带他到车间里去走了一圈，大友自我估量了一下，他今年五十多岁了，眼睛又有些老花，一些长时间的体力活担心吃不消，怕万一干一段时间后再提出不干会被人家笑话。
我挽留大友再呆几天，到城市转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活计可干，但大友坚决地买了回程的车票。
我知道他有两个方面的顾虑：一是他顾虑给我添麻烦，二是顾虑万一干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适应不了再回去，会被人笑话。
我懂得他潜意识的思维：他当时回去，在家乡人看来，是他没接受这份工作；他若干了一段时间再回去，人家会认为他干的不好被工厂辞退了。
他大友不肯丢这份面子。
大友就是这样一个人：自爱，生怕给别人笑话，也生怕让别人生厌。所以他是一天也不愿意在我这多呆的。
大友回去的时候，我倒有点过意不去，好端端地让他来去一趟，对他来说，来回路费也是额外的不小开销。
我有时候看到身边各式各样的人，会想到人的命运问题，与历史关联又与个人的自身性格相关。大友在在原来的企业已被获得认可，但历史的变化将他抛出了原来的轨道。他高中学历，人又聪明，并且个性自爱自律，又整洁干净，卖东西诚实无欺，倘若从事仓库之类的物资管理工作，必定可以管理得井井有条。但这类工作工资低，或者进入有门槛，都没能成为他后来打工的方向选择。大友与人交往总是先考虑别人会对他有什么感受，又不善于沟通，遇到什么事情先自我放弃自我退缩。婚姻和工作，他都没能坚持下去。
通常活得洒脱的，都是无所顾忌的人；活得成功的，都是意志坚定的人。大友都不是。
其实我这么说，在大友身上也看到我自己的一些影子：比如缺少坚持、容易放弃、容易退缩。
我不过是比大友运气略好些罢了。
从大友身上，我还想起老家的另一些邻居：那个先烧窑制砖、后做铝合金、再种时新蔬菜、养鱼卖虾的远房本家堂哥，可是每项行当他都没能持久干下去，上次回老家时听说在饲养山鸡，不知现在是否还在做着？大体上他和大友们都是这一类人，头脑聪明，眼光敏锐，能够从别人从事的职业或行业中迅速看到利润，但却缺少对风险的预估，等到自己去从事了，才发现面临一大堆的问题，所以不得不迅速地转行。
比如小区门口不停改换门面的店铺。
再有天时方面给农业带来的风险：一场台风可以掀翻整个鱼塘，淹没所有丰收在望的庄稼……
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是一代不屈农村人的缩影，但现实中成功的孙少安并不多。
大友回家乡了，他告诉我，虽然原来的单位没了，但他的养老保险却接续了，再过三四年，他就可以办理退休了，这样也算老有保障! 我听了为他高兴，祝福他一切顺利！
不知怎的，我突然留恋起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屋子前后都是田野和庄稼，门前有槐树，四季有稻香麦浪。早晨在茅屋西边的屋荫下吃早饭，大米粥就咸鸭蛋；中午在槐树的树荫下吃中饭，偶尔有油炸的河虾；傍晚在门前场地的一片霞光中吃晚饭…….我坐在高凳子上，在外婆的“乖乖小心”声中，双脚离地，恣意地前后晃动。
那时候的人都比较简单，不太患得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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