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很多年前，画家陈丹青因始终适应不了用一套量化的东西来管理和评价艺术教师的工作，而不得不选择辞职，离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他后来撰文批评和痛恨艺术学院讲“量化、管理、科学、科研”，使人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扼杀了艺术创造力，并声称自己不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陈所批评和痛恨的这套东西目前正主宰着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即使是像艺术学院这样讲究艺术和灵感的地方，用陈的话说，学校和老师的头等大事也必定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之类。陈将之称为“学术行政化”。
而在历史学家许纪霖看来，这或许叫体制病更恰当。许日前在同南风窗记者的访谈时批评在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价值，只会以外在的量化标准来自我评估和看待同行。
许所谓的“体制病”不能望文生义地简单理解成行政权力主宰学术评价的情况，它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在内，一是陈所指的“学术行政化”；二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后者以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名义，将大学和知识分子裹胁进科层体制中。只要进入了这套体制，此体制与我们平常所说的体制不完全相同，不论你是在国有的大学还是在民办大学，就都是用同一套考核标准来管理和考核人们的业绩，也即都患上了同一种“体制病”。
客观而言，大学和研究机构盛行用科层制的方式来管理事务，并非中国如此。事实上，中国也是从国外引进来的。从这个角度看，这套体制能在全世界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流行，应该说具有某种必然性，因为它是工业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销全球的结果。按照韦伯的解释，可以把现代科层制定义为以效率化为行动的追求目标，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依托的一种“官僚制度”。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引入这套评价体系，而在于走向一个极端，僵化地理解了量化的含义。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虽然也用这套标准来考核科研人员，但它有一个价值前提，即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这套体现工业化特征的科层考核和评价机制是建立在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基础上的，所以，它并不妨碍学者的创造性。
但中国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是权力主导社会，大学也不例外，因而科层制进入中国后加了一层权力的底色，也就是负责整个效率管理核心的科层制官僚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权力，它通过行政意志、权力意志来制定游戏法则及形式化指标，从而，造成学术的自由和自主性消失。
除此外，行政权力主宰科层评价体制还会制造学术GDP。正如经济领域要做大做强一样，中国的大学也存在一个追赶西方的问题。要追赶西方首先在标准上就要和西方大学看齐，所以，我们在全面引进西方的这套评价体系的同时，这些年大学也拼命扩招、升格，做综合性大学，走国际化路线，这其实是学术领域的GDP。和行政官员一样，学术官僚也需要政绩和政绩工程。此乃大学为什么越来越强调量化考核的原因。
因此，要消除行政权力和科层制共同缔造的“体制病”，关键不在于取消这种量化的评价标准，而在于让它脱离行政权力的底色，也即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一定的量化考核是必要的，否则，是因噎废食。
评《南风窗》2012年第12期《知识分子的体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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