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怀

——魏徵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魏微生在隋末乱离时代，属意纵横之说，曾做过道士，后在李密幕下供职，随李密投唐，成为唐太宗贞观时代的名臣，是个集儒生、策士、史家、诗人于一身的大人物。在

唐高祖即位之初，华山以东有一些李密旧部不肯降唐，魏徵便自告奋勇去说服他们，临行之际，作此诗以抒怀，表达了他不畏艰难险阻，誓报知遇之恩的思想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蒯通形容秦末的动乱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隋末群雄竞逐的局面与之颇相类似。魏徵以一介文士投身政治军事活动，有类于汉代班超的投笔从戎。诗的前两句就融化典实，追忆个人夙昔的不凡志向：“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战车）。”一个“初”字，在时间的界定上非常清楚。从当初算起到“出关”（诗题一本即作此)之时，诗人已饱经风霜，在政治上相当成熟老练。“纵横计不就”，忆及在李密部下，曾进十策而不被采用，难免有过受挫失意之感，但他从来没有放弃雄心壮志。

有志者事竟成，靠的是不折不挠的精神，“慷慨志犹存”一句，表达了他百折不挠、壮志未泯的情怀。这两句抑扬中有擒纵之致，使人想起“屡战屡败屡战”（曾国藩）式的笔法，为之击掌。短短四句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光荣的历史足以引起自豪感，比开门见山地写“驱马出关门”好得多。，心人云园看他“杖策（驱马）谒天子”，是何等气概，还真有点“长楫山东隆准公”（李白《梁甫吟》）的高阳酒徒哪食其的派头呢。须知此行责任重大，动关国是，作者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这可不是儿戏。

诗中连用了两个汉代典故：一是武帝时的终军自请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归顺汉室，行前请授长缨，谓“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一是高祖时的郦食其请命劝降齐王田广，使其成为汉之东藩。这两个古人所完成的使命，与魏徽当时将要做的工作非常相似。诗中用典不但贴切，而且突出了历史感和使命感，使诗意变得厚重起来。

“郁纡陟高岫”六句穿插写景，毕叙征途的艰险。潼关表里山河地势险要，在旅途中是要备尝艰险的，“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便是真实写照。正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所以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这也衬托出作者此时因任务艰巨而起伏不平的心情。以下两句中

“空山”“古木”“寒鸟”“夜猿”以及它们的啼鸣，构成了一幅深山老林的荒寒画图和画图难足的境界。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幽险去处，任你是何等人物，也不免心折骨惊。

作者不仅不讳言险艰，还向读者强调了他的“惊”，乃至“伤”。“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二句，化用了楚辞中“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招魂》)和“唯郢路之江兮，魂一夕而九逝”(《哀郢》)，感言对故国的怀念和个人吉凶未卜的意识。

虽然诗人这里着重写自然环境的艰险，但另一重危险性却能见于言外，这原是从事那样特殊的政治使命所不可避免的。所以“岂不惮艰险”，实兼二重意味而言。说“岂不惮”，就是承认有所“惮”，然而这与承认自己的感伤一样，其实无损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反而增加了他性格的温润感。事实上，他是“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具有一种自觉的大无畏精神。感伤与忌惮，只是一闪念。“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旧唐书·魏徵传》)便是“深怀国士恩”句的注脚。

“国士句是主意”（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末四句由此申发。所谓国士，即国家栋梁之才。士大夫受到国士的待遇，足以踌躇满志，当然应竭力报效国家。（唐卢藏用《陈氏别传》说陈子昂“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便是这个意思。)汉初的季布，以重然诺闻名于关中，时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战国的侯赢，有感于信陵君的知遇之恩，终于以死相报。这两句诗用这两则以忠诚守信著名的古人故事，表达了作者对唐室的忠贞不贰。

当然，这里还有个个人功名的问题，古人并不讳言于此，“三不朽”中即有“立功”一项。不过，魏徵这里更强调“意述气”，也就是感情，这里特指报国热情。诗的末两句用了南朝梁荀济《赠阴梁州》诗中“人生感意气，相知无富贵”二句，从而注人新意，既轻视功名又把诗情推向高峰魏徵当时属于近臣，但和此前的宫廷诗人不同，他是在鞍马间为文，因此诗中带有戎马生活气息。这倒有点像汉末的“三曹七子”，“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述怀》一诗，真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若要为陈子昂复古诗论找出较早的样板，真是“其则不远”了。

魏徵本人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

《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朴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帖，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体现了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较好的统一。所以沈德潜谓其“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唐诗别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