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听一个故事，两个毕业于同一所名校的学生，先后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但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和职业生涯。第一个学生很优秀，他进入这家他很想为之服务的公司，获得了一个很多人都羡慕的位置——总裁助理。在他的想象当中，总裁助理是各种风光无限，但他很快发现，总裁不止一个助理，而且让他做的都是看起来最低级的工作——每天帮着总裁接待客人，确定接待和会谈的商务场所，当然，最让他头疼的是给总裁收集、整理、粘贴发票和填报销单。一个怀着很高预期想要大展拳脚的人，居然要花很多时间收集、整理、粘贴发票和填报销单，他难免会觉得自己所学在这个地方发挥不了作用。所以，第一个人干了几个月以后就愤然辞职——他认为这个地方不适合他。第二个人也来到这家公司，要做的工作和第一个人一模一样，但他不仅没有辞职，而且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从总裁助理跃升为公司重要部门的市场总监。第二个人是怎么做到的呢？一句话，他具有一种发现affordance的强烈需求，以及相匹配的能力，所以，他能在完全一样的环境里找到属于他的生态位。
那上文中的affordance是什么呢？这个词目前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汉语译法。（当然在我们强大的百度翻译里写的是功能可见性; 给养; 功能承受性; 符担性; 可视性。这不完全正确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affordance是一个哲学意味很浓的概念，任何一种译法都可能丢失概念当中大量的含义。所以我们就直接用affordance。Affordance 的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詹姆斯·J·吉布森（James J. Gibson）在 1977 年提出，由设计理论家唐纳德·诺曼在《设计心理学》（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一书中发扬光大。不过，今天的读者恐怕更多是在网上各种关于设计的评论文章里看到的这个词。苹果的移动操作系统 iOS 的版本号升级到 7 时，affordance 问题就进入了公众视野。iOS 7 的最大改变之一，是让按钮长得不像按钮。在过去，「选择」按钮看上去就是一付很可以按的样子：「选择」二字周围有边界，视觉上有凸起来的感觉──换言之，它具有「被按下」的 affordance。但在 iOS 7 里，「选择」只是在白底上打了「选择」两个蓝字。有人认为这种新设计的 affordance 不够明显；他们担心第一次使用触屏手机的人看不出那里是可以按的。反方观点则认为触屏智能手机在过去七年里已经把用户培训得足够聪明，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判断屏幕上的什么元素应该怎么操作了。看到按钮的变化就认为 iOS 7 罔顾久经考验的 affordance 理论显然是武断的，它的锁屏介面就是一个关于 affordance 的活教材。「滑动解锁」虽然放弃了旧版的滑块，但文字上从左到右的高光动画在向你暗示它是可以去滑一下的。而如果你去点按右下角的照相机图标，整个屏幕会轻轻往上跳一下，露出藏在背后的相机介面，鼓励你按住相机图标向上拉开锁屏介面，进入相机软件。在这里，暗示并非来自相机图标本身，而是来自用户和他的交互。如著名 UI 设计师与移动软件开发者洛伦·布里赫特（Loren Brichter）所说，iOS 7 并不是放弃了拟物，而是从介面拟物转向了交互拟物。
美国心理学家吉普森创立的生态心理学，或者生态认知学理论跟这个关系很密切，他把生态学和认知理论密切结合，生造了一个概念——affordance。吉普森把它定义为afford的名词形式，也就是一种抽象的、模糊的、包含多种可能性的、尚待发现的供给。就像盲道有明确的功能指向，但它一旦出现，就包含着某种功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affordance不是本来就存在的，它是共谋的产物：如果不是一个人那么迷恋手机，可能他也不会走盲道。长期进化当中，藤壶（藤壶是一种吸附在海边和海里礁石上的生物，以被海浪冲过来的浮游生物为食物，已经存在了几亿年。但现在我们提到藤壶，想到的是和货轮或者军舰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货轮还是军舰，都遇到了一个问题：船底吸附了大量藤壶，明显增大了船行驶的阻力，降低了船的行驶速度，所以人需要花很高的成本把船底的藤壶铲掉。）只有吸附在岩石和礁石上的能力，同时，它获取浮游生物作为食物的需求是不变的；设计生产船的人从来没想到过为藤壶提供某种基础设施，但这种抽象的供给和一个具体场景相遇，就产生了一个互补和协同性的场景——我们把这种东西叫生态位，我们把这种协同性的利益联盟或者利益共同体叫affordance。
Affordance一方面是无中生有的；另一方面又好像具有某种预谋性和宿命性，注定会出现似的。有一个大集合，在这个大集合里包含的显而易见东西的是一个小集合，在小集合和大集合之间的阴影面积就是affordance。我们一方面要发现和识别那些显而易见的供给，另一方面，如果你要想拥有看似很小、实际很关键的刀锋竞争力的话，就必须有一种发现、识别和利用affordance的认知能力。
所以上面故事中的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两个学生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上的不同境遇。获得成功的第二个学生和第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他在贴发票的时候，别开生面地发现了一种东西——数据的收集和挖掘。这个学生从发票里看到了不同时间、地点，甚至一个月不同时期，老板会选择的会谈和招待场所的差别。而且，为了获得更多数据，形成更好、更具有智能的判断，他不仅贴现在的发票，还把以前的发票和报销单都研究了一遍。这种看似无意的交流，让他清楚知道了老板的体验和偏好，并且通过报销金额和老板的感受，知道了每个场所的性价比和体验的优劣。后来，当老板让他安排事情的时候，他只需要知道来的人的数量和身份，就能妥帖地安排场所，老板不但满意还很惊喜——也就是他在同样的客观属性里发现了affordance。
吉布森在讲到affordance的时候，喜欢用pick up这个短语——“拾取”（Pick up既是一种结果——巧妙地获得了某种东西，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能力、一系列客观的属性、资源和约束；）在不同的需求和认知能力下，外界呈现出来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Pick up是尽可能地穷尽可能性，是发现、挖掘可能性的艺术。
我们的认知既是对显而易见的事物的认知，又是对显而不易见事物的认知。很多机会和竞争优势往往深藏在affordance之中。一个人越能够将潜藏在affordance里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他的机会就会越多，竞争力就会越强。所以我们可以用雕塑家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一句来套用一下：世界对我们并不缺乏供给，缺乏的是我们激活和发现这个供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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