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人无特别有效避孕术，频繁生育，又因种种原因不能抚养，故多有弃子杀子举动，弃（杀）而不养，古籍多称为“不举子”。
由于贫穷而不举子，是历朝历代最普遍的现象，无论盛世或乱世。雨雪、蝗虫、洪水，任何一样灾害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随时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更无论繁重的徭役和无休止的战争。每个孩子的新出生，都可能让底层百姓本就维生艰难的状况雪上加霜。弃子成了规避风险的一种无奈选择。
西汉贡禹曾认为，汉武帝为攻伐四夷，增加了民间的口钱，本来七岁以上才出，变为三岁就要缴纳，一时间百姓更为困苦，以至于“生子辄杀”。《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 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
同传中，王吉则提出，民间嫁娶的财礼过于无度，人们争相内卷，穷人为了避免这一恶性攀比，干脆生而不养。“聘妻送女亡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王吉言之概括，容易误会成穷人家庭一个孩子都不养育，实际上，我们认为此处的“不举子”，应该是指超出他们抚养能力的孩子，但数量必不在少。
其他朝代类似，宋以后私人笔记兴盛，不举子的描述多见于私史，此处兹举几例正史中言及不举子的记录：
《三国志·魏书·任苏杜郑仓传》：“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
《宋史·食货志上》：“淳熙元年，……余端礼、郑侨言，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
《宋史·高宗本纪》：“己亥，以永道、郴三州、桂阳监及茶陵县民多不举子，永蠲其身丁钱绢米麦。”
以上三例或言全天下，或指某个具体区域，但不举子无一例外是经济导致成年人自己也活不下去的原因。
在如此普遍的不举子现象中，又因为重男轻女的观念，女婴被弃被杀的可能性，甚于男婴。苏轼曾在信中谈及两湖地区的“杀子”现象，他说：当地农村夫妇一般只抚养两男一女，再生就浸在水里淹死，特别忌讳生女儿。（私以为前面所说的“贫不举子”，大部分应该都是如这样，先抚养一定数量的孩子，以完成传宗接代、辅助生计等任务，超出的孩子再弃而不举，弃女婴则尤其决然。）苏轼还谈到，父母杀婴其实也不忍心，闭着眼睛转过脸去，双手却紧紧把小孩按在盆里，小孩常常啼哭半天才断气。苏轼说自己听说这种现象后，“闻乏酸辛，为食不下。”
苏轼《与朱鄂州书》：“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
宋人王得臣在《麈史》里也提到福建地区的相似习俗，他说：闽人一般到第四个孩子就普遍不再抚养，他们会直接在生产时就准备好水盆溺死，称之为“洗儿”。如果生的是女儿，则根本等不到第四胎就将其杀死了。
“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貲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
明朝正史也有类似记载：《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九》：“永人贫，生女多不举。”
有时即便是未来的皇后，出生时也未免能逃避被弃的命运，如汉成帝的赵飞燕皇后。
《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
古人多迷信，除贫穷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习俗，也会导致民间不举子。
东汉人应劭的《风俗通义》中提及，三胞胎，以及五月份出生者，民间认为会克父母，故生下来之后没人愿意养育，尤以五月五日出生者为甚。“今俗间多有禁忌，生三字者，五月生者，以为妨害父母……莫肯收举。”
同为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则补充道：正月出生的孩子，和五月的一样受到特殊歧视，不能抚养。“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江南地方还流传着二月份出生的孩子不能抚养的习俗，故隋炀帝的萧皇后出生时差一点因此丧命。
《隋书·列传第一》：“炀帝萧皇后，……江南风俗，二月生子者不举。”
贫不举子还仅限于穷人家庭，而某月不生的迷信观念则还波及世族大家，如孟尝君、西汉名臣王凤就都是五月出生的贵族子弟，差一点就被弃。幸存的才偶尔被史书记录下来，被弃而不具名的更不知凡几。且整整一月所生之子不能抚养，即便有不忍弃杀的例外，想来数量也令人惊骇。
除了迷信习俗，个人喜恶也是参考因素。如果孩子出生时长相怪异，同样有可能被弃养，最著名者是李世民之弟李元吉。
《新唐书·列传第四》：“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恶其貌，不举，侍媪陈善意私乳之。”
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法律答问》有一条专门讲述生育残疾婴儿的：“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杀之，勿罪。”
以上绝大部分弃婴行为，在古代都是受到道德谴责的，或谴责其个人之无情，或借弃婴现象批评社会背景、当时政策，但是也有几个特殊例子，评价令人意外。
比如诸葛瑾，他的妻子死后，凡是妾室所生的孩子，诸葛瑾一个不留全部弃之，这是为了确保正妻所生子女的地位，避免家庭纠纷，这被认为时人视为一种专一谨慎的美德，与和谐治家的智慧。
《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瑾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
又有晋人郑休，前妻死后又娶石氏。石氏为了一门心思养育郑休之前的孩子，自己九年时间生育了三个孩子，全部弃而不养。石氏的行为也得到了时人的肯定，认为这是一种身为妻子不专妒的妇徳。
《晋书·列传第六十六》：“郑休妻石氏，……遂养沈及前妻女。力不兼举，九年之中，三不举子。”
这两个特例，我总觉得非常别扭，难以接受。几条鲜活的生命，成了残酷人间的道德注脚。后人常言毋以今时眼光看待过去问题，但在不举子的问题上，无论古人褒之贬之，怎么看都是一场场具体而又血淋淋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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