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今年36岁了，她希望事业有所发展，尽管她采取了行动，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20多年来，红一直逗留于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她看着比她能力差的人都获得了比她更高的职位。她不喜欢说话，在办公室会议和社交场合里，她都更喜欢坐在角落的位置。她不惹人注目，一直没有受到过高层的注意。因为她从来没有被指派过任何特殊的任务，她也从不用承担犯错的风险。她觉得领导者这个角色充满压力，因为会受到大家的瞩目和评判，因此只是征求作为领导者的想法都让她无法承受。她觉得这太危险了。
对于红的问题，心理咨询师需要探索她在童年时发生的一件事——和母亲的分离。很多人都有过和母亲分离的经历，也像红一样，从来没有想过它对我们成年后的影响。对于红来说，她从童年时期就不再信任母亲的爱与支持。因此，当她成年后与他人建立关系时，她变得格外谨慎小心。因为感受不到母亲对她的支持，在她想要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她会感到不安和犹豫。“如果我说错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她非常害怕地说道，“我就会被排斥或者被送走。”
红不知道怎样将她害怕受到排斥和与母亲分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在她3岁时，那年夏天父母外出度假，她被送到了祖母家。她的祖父母有一个工厂，虽然他们给红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满足，但每当大人们去忙自己的事情时，她会被一个人留在婴儿护栏里。在假期过了一半的时候，祖父生病了，这进一步分走了祖母的注意力和精力。看到祖母如此不堪重负，红很快明白，为了不让祖母生气，她只能让自己变得安静，把自己隔离起来。
当她的父母回来时，她没有办法告诉父母这段时间她有多么害怕。她想要重回父母的怀抱，却受到了阻碍：她的父母只看到了她不再愿意被拥抱，并认为这是在他们离开的时间里红变得独立了。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她表现出来的自主只是对内心的一种掩饰，她不确定自己相信母亲会在这里陪着她。红没有意识到，她为了保护自己不再更加失望，她封闭了自己开放外向的一面。从此变得沉默，不爱说话。
在独立的表面下，其实是渴望亲密和害怕受伤之间的犹豫。这种状态也成了她成年后生活的基调。她害怕被拒绝，害怕失去，她用极端的方式来避免自己原本渴望的亲密。对于红而言，尝试冒险并不是一种选择，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就意味着，她会再一次“失去一切”。
如果我们和母亲早期的关系受到了破坏，我们以后的生活都会受到恐惧和不信任的影响。另一位来访者丽丽也是如此。她和红一样，在童年时经历了和母亲的分离。在她7个月大时，她在医院待了两周，得不到母亲的照顾。她3岁时就在医院呆过一周，之后7岁时又经历了一次这样的分离。
丽丽的工作是数据录入专员，办公室还有另外30位同事，她说这种工作状态就像是“人间地狱”。她一整天都可以不和任何人说话。她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如此极端，因而她开始避免任何沟通，而只用“是”或“不”来回答别人对她的任何问题。“如果我说错了什么，”她说，“我就会被排斥，所以干脆不说。”
她还说到自己在夜里反复出现的强迫性思维和恐惧，“每次说了话以后，我都会在心里反复地去想刚才的对话。‘我有没有说错什么？我伤害到别人了吗？我有没有说的和以前不一样？’或者我会一直给朋友发信息问：‘你怎么不理我了？你生我气了吗？’。”她看到同事在一起说话时会更加害怕，因为她担心他们是在谈论她。
这一切会带来的感受就和她当年在医院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充满孤独和无助。红并没有意识到将现在的情况与当年的分离联系起来。
红也害怕被抛弃，并且她的解决办法也是变得谨慎小心。当她把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时，她开始明白是小时候自己的处理方式无意中限制了自己现在的生活。
对于红而言，她需要做的就是疗愈自己内心对母亲的意象（缺乏支持和关爱）。在他们明白内在的意象对目前生活的阻碍时，他们都更开放地去看待母亲给予过自己的部分。红发现母亲并没有忽视她。当她在医院的时候，是她选择疏远了母亲。她现在明白了，母亲很多次想要去对她表达爱，而她一直在拒绝。实际上母亲一直很爱她，也带给她很多支持，这一切远比她自己意识到的要多很多。
当红明白当年的分离带给自己的影响后，她感觉自己又重新感受到了希望。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了不一样的可能性，有一条路通向了某一个地方。她的核心语言反映的只是一个小孩感觉自己遭到了母亲的抛弃，并觉得很孤单。这是第一次，她在一直以来的绝境里看到了光亮。在核心语言的帮助下，她走向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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