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19日，英国牛津妇产医院，医生用产钳接生出一名女婴，浑身青紫，不会哭，护士使劲的拍拍拍，婴儿才“哇”的一生哭出来，声音特别嘹亮，护士们称她为“高歌小姐”。据说，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
她，就是钱钟书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
出生100天的时候，钱瑗随父母辗转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到法国加来港登陆，再乘火车到巴黎。在这里她度过了自己的婴幼年时光。
她从小听到的语言是父母讲的无锡话，客人讲的国语，邻居讲的法语，直到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还不会叫人、不会说话，走路只会扶着墙横行，却走得很快，但书香门第中的耳濡目染让她酷爱看书，每次她看到父母看书，就会来抢书，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着父母的样子一边看书一边在书上乱画。
两岁半那年，母亲给她买了两册《看图识字》，她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尾，一字不错，惊讶了众人，最初，他们以为是她背熟了，后来才明白，因为她每天都坐在小表姐对面旁听，看到的全是颠倒的字。
1941年钱钟书辗转回到上海，此时父女俩已经两年多没有见过面了，女儿好像已经不认识爸爸了。钱钟书悄悄地对她耳语了一番，他们立刻成了好朋友。她和爸爸没大没小的玩闹，也会用安慰小孩子的顺口溜来安慰爸爸：“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应该是小孩）吓不着”。以致后来，她始终用“哥们”来形容他们父女的关系。
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这对父女也不例外，爸爸总喜欢逗她、惹她、欺负她，尤其吃东西的时候，总是说：“Baby，noeat”，有一次，爸爸说了：“Baby，noeat”，她看着妈妈的脸，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语：“Baby，yeseat！”这年，她只有6岁。
1947年冬天，钱瑗的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在当时，这是一种不治之症，一般这种病转移到脚部和头部时，就会夭折了。钱瑗却幸运的很，大夫固定了她指头的几个骨节让她卧床静养，搭配补养的食品，十个月后她的病完全好了，病愈的她胖了一大圈。
1948年夏，11岁的钱瑗随父母回到无锡老家，她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她在爷爷的屋里看到一小柜《少年》杂志，边翻边看，弄得满地都是书。已经小学毕业了的钱瑗此前已读过《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爷爷当场考问她一番后大为惊奇，忙说：“吾家读书种子也！”，在此之前，她在家里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
钱瑗渐渐长大，因为体弱多病，她经常休学在家，闲来无事就会读母亲案上的书。她爱弹琴，迷恋着清华灰楼的音乐室，后来母亲为她买了钢琴，她复学后却也没工夫弹了。她爱读书，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传记、书信集等等，即使她后来改学俄语，也没有忘记英语。
1996年钱瑗重病住院后，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扩散。病入膏肓的她躺在床上还在研究教材、带研究生，为国家教委《外语专业21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科研课题写研讨提纲，为《中小学外语教学》杂志写稿，真正战斗到了最后一息。
我们仨，她先走了。
1997年钱瑗逝世后，她的学生和同事把她的骨灰埋在校园中她每天走过的一棵雪松下，刚劲挺拔的雪松正是她高贵品质的象征。
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逝世。2002年，杨绛以92岁高龄编写图书《我们仨》，用心记述了他们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2016年5月，她也离开了人世，同他俩团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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