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五月是全世界再好不过的春天。明媚的阳光，簌簌生长的绿植，跨过林立高楼流动的风，整座城市像是海心翻腾起的浪花。
西安的五月又是全世界再坏不过的季节。寂寞绽放的石楠花，迎风袭来的柳絮，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松针，整座城市像是精力过旺盛的16岁男孩。
但是躲在室内，在高高的玻璃幕墙内，在石楠，柳絮，松针都侵袭不到的地方看西安煞是美观。白色的种子们随风飘荡，像是五月的长安下了一阵大雪。长风走过大街，松软的雪花落在湖面。只是苦了路上行人，眯着眼捂着领口，吸入毒气，百般痛苦。
可见美丽的东西在当事人感受下，并不是那么美丽。当然了，诸君在墙里端坐，拍着脑门赏花赏绿树，说是遍历风景，大饱眼福，丝毫体会不到街上行人在各种过敏中度过的艰难时光。
好看的事物实际上并非那么精彩。就像好看的女孩子往往有毒一样。这个道理妈妈很小就教导我。可惜我只听了前半句，便一门心思想以身犯险，以身试毒了。
这个道理其实也很容易想通。比如说街上拉横幅。红底横幅亮白的字，丝绸的底料在风中飒飒作响。上书诸如“改进XX作风，提高办事效率”“锤炼过硬作风，树立良好形象”之类云云，看着蔚为壮观，声势颇为壮大。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缺啥补啥的优良传统，声势浩大的背后，恐怕多少有点自身底气不足。大字，旗帜，丝绸，几个东西放着单独看也不错，但是凑在一块就顿时觉得有碍观瞻。一幢幢辉煌壮丽的高楼大厦，披上标语之后就像缴械投降的大兵，健壮挺拔的胸大肌上覆着一片一片的牛皮癣。这些大字常年摆放在这不免有审美疲劳之嫌，好像我们已经改进了作风，提高了效率，好像已经树立起了良好形象。人们各揣心事在这上下班，本来还有些压力，看到标语之后，好像所有目标都已达成，形象已经提升，效率得到改善，于是泄了一口气，原本压低的脊梁顿时变得无比正直。
当然，我们讨论的是美与丑的问题，是外在的美和实际的丑的问题，是世界观的美好和方法论的丑恶问题。更具体的说，是看起来好和用起来差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贯穿我们小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甚至成为民族的本源哲学问题缓缓流淌。
我们都知道，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一群衣衫革履的专家，一些面目俊俏的礼仪小姐，这些元素每个单拎出来，都是好的，但是随机排列组合之后，就变成了奇美拉似的怪物一般。衣衫革履的专家们在富丽堂皇的酒店一坐，讨论的内容就只能是面目俊俏的礼仪小姐了。可见，集会是为了传递思想，交流意见，出发点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变成怪物之后，还能不能行使原来的功能，这只能引起好事者（尤其是我）的浮想联翩，所有的元素都具备了高大上的要义，只是用起来一点也不得心应手。
我尝试着罗列现存的各大协会的名录，在一级名录下有林林总总协会若干个，协会之下的分协会有若干若干个，分协会之下的子集协会有若干若干个，粗略一算，要是某个专家要参与这百来个协会所举办的所有“高大上”的会议，那么他的航空里程数立刻就能绕着地球飞五圈，他的余生也该在足不落地地在空中度过——往往是一个会议还没结束，另一个会议也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足不落地的专家转过这么五圈之后，会在圈子里非常有影响力。所谓的影响力就是指出席过某某会议，和某某人达成了一致共识，获得了什么什么成果。而这个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平头百姓们明日的伙食。也就是说，专家们甚至不用出现，就已经决定了你明天要吃鸡还是吃鸭。可是鸡和鸭都非常的无辜，好好的就莫名要被宰上一回，我想它们一定不会觉得会议是好的，专家是好的，礼仪小姐是好的。
那么同样的思路。教书育人是好的，奥数状元是好的，北京大学更是好的，这三者单拎出来看都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揉在一块，又成一件非常不好，值得批判的事情。你一个堂堂北大才子，奥数冠军，想的不是挣名气，赚大钱，竟然是成为一名“二本师范学院”普普通通的老师。这种人，简直应当拖出去枪毙五分钟。
首先，北大学生补考没过而拿不到毕业证，北大校长会很生气。北大的学生，德智体要全面发展，考试不能挂科，补考不能不过。补考没过，就代表你这个人道德品质出现了问题，道德败类是不能获得北大的认可，拿到毕业证的。尤其是在“军事理论”等重要科目，补考没过，代表这个人既不红也不专。一个既不红也不专的人，没必要让他继续学习。哪怕他可以通过多次的考试，重修，彻底掌握一门自己曾经不擅长的知识也不行。在北大，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检验学习的成果，而是一种惩戒手段。本科阶段的教育，目的既不是培育出独立人格，更不是塑造科学之精神，其核心在于为了一本毕业证而让学生无条件地服从管理。学生们要吃饭得要有工作，要工作得要有学校的毕业证，要毕业证就得通过考试，要通过考试，就得修习包含“XXXXX思想”之类的课程，至于这些课程教授的内容有趣与否，授课的老师也基本毫不关心。只要上课点名按时达到，你在下面啃猪蹄也是可以的。而像是付云皓这类败类，他不喜欢“XXXX思想”，也对毕业证毫无兴趣，只需要蒙头逐出校园，任他堕落就好。
其次，奥数状元不去开办奥数培训班，家长们会很生气。孩子要不要考奥数，这问题看起来是个选择题，其实是个送命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八个大字犹如刺青一般刻入了我们文化的骨血。由此推出，我们每个少年都有可能是未来的王侯。既然是王侯，那么在他年轻的时候，必定有异于常人的壮举，比如手斩双头白面蛇，比如夜半路遇脾气暴躁的遗履老头，比如年纪轻轻就拿了两届IMO奥数冠军。当然，我也不是说付云皓是王侯，他现在只具备了王侯的肚量，但这不妨碍他成为满足各位家长奥数冠军的美梦推手。古时贤臣要么躬耕于深山以显得清净悠远，要么依附于体制一端征战四方；付云皓既不躬耕（他有那么大的肥肚子）也不依附于某个名校高中培养奥数冠军，还扬言要以培养“中小学老师为目标”，很明显是一个标榜道德的自由派。奥数班可不便宜，按照现时的市场价位，往届奥数冠军的辅导课能够开到1000块一节以上。而面对家长们送上来的真金白银，自由派选择的态度仍然是无动于衷。面对这样一个既不要名，又不要金子的自由派，大家长们自然要群起而攻之，其他非自由派的老师们也要群起而攻之，否则显得鹤立鸡群会太不正常。我们不需要一个不正常的二本老师。
最后，付云皓抽到一手好牌，打得却如此之烂，媒体们更是生气。媒体所说的都是真相，媒体所写的都是真理。真理掌握在掌握话筒，掌握KPI，掌握公众情绪的人手里。法律手持利剑，蒙上双眼，只界定了人行为的下限；媒体嘴含口哨，单手持球突破禁区，界定了公众生活的上下限。付云皓在微博上说：
现在我们明白了，诸如吴呈杰之流，他们的思路是很严密的。你非得成为一个家里穷，有名有利，学术拔尖，善于表达，会给人洗脑，还要有一两个神秘的发家小故事，你才能成为媒体人刻画的正派人物，否则就是口诛笔伐的腐败分子。对比以上标准，我除了穷以外好像没有一点满足，所以我既不是正派人物也不是腐败分子。对于这种两面派，媒体又掏出种种世俗成功标准：有房有车，年薪XXX万，买得起香奈儿，去的了塞班岛，上能结交某某权贵，下能连生两个娃娃。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算成功。就像除了奢侈品之外，你没有东西可买也不应该买。所以身为两面派的我，无疑是个世俗社会妥妥的失败者。
掌握话语权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好像我对着一头在犁地的老牛喊话。我拿着大号扩音筒，对着父老乡亲大喊：老牛同志，光光知道犁地是不对的，你应该将心思用在自己身上，努力提升自己；对自己好一点，用最好的嫩肤霜，业余时间多健身，多旅行；买最好的包包，穿最好的衣服，这样你就能提升自己眼界，就能够跳出这五尺水田，实现阶层的跃升。老牛听进去了这些话，他健身，旅行，读书，买包包衣服，没有存款，没有牛棚，就等着跳出水田，成为一只耀眼的牛——往往事实是，他成功跳出水田，跳上了屠夫的案板，化身200元一斤的有机牛肉，销往世界各地。老牛要是不听，对我摆摆尾巴，屙出一坨牛屎，继续默默地扎实耕耘，那么这头牛还算是一只有脑子的牛。但保不齐其他不经世事的小牛在一旁受到洗脑，那么开心的只是屠夫，当然还有我这个拿话筒的人。要是老牛也能够举起大号扩音筒，他准会对我说：你说的鸡汤都是他妈的狗屎！
还好付云皓是一只会说话的老牛，他不仅会说话，而且说得很好，说得很有逻辑，这证明他是一个有脑子的人。只是很不对拿着话筒的人的胃口。面对这些会反抗的对手，吴呈杰们往往会选择沉默，大不了下次再找个不会反抗的对手刷KPI罢。诸如惨死的苏享茂，自杀的茅侃侃，都是吴呈杰们可以精心挑选的对手，死人是断然不会反抗的。于是吴呈杰们踏在苏享茂，茅侃侃的尸体上狂欢舞蹈，得意洋洋地刷出一篇篇10W+，100W+，这样做既环保又节能，真正实现了循环再利用的零排放。只是吃人这件事情，在希腊时代就已经为人所唾弃，而用人血来献祭，更是茹毛饮血的原始人行为。奇怪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只只长毛的猴子衣衫革履地拿着话筒在对我喊话，我不知道到底是我错了，还是话筒错了。
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什么事是看起来好看，用起来也极好的呢？我走在街头苦思冥想，忽然看到街边的24小时无人售货成人用品店。显然，情趣内衣造型精美，用料大胆，不仅好看，用起来也很好用。我便开开心心地走上前去。不想旁边有两个路过的小学生看着售货机大喊，你看，跳蛋！我老脸一红，只能装作路过。同时我又陷入了循环，情趣内衣是好的，无人售货是好的，祖国的花朵小学生也是好的，但是三者一搭配，只能让人感到恶心。我彻底地糊涂了。这时候有狂风刮起，卷起长安的雪，一片柳絮撞在了我的巩膜上，白茫茫一片痛的我快要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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