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 缘和我们的八十年代
金弢
八十年代，正值西德畅销书低谷，而1985年，德语文学界爆冷门地出了一本世界名著——《香水》。这几天有消息传来，此书作者居斯金德70大寿了。媒体对他的回忆文章不由得又掀起一股热浪。
这位一举成名的世界级畅销书作家，除了他离奇的作品情节外，被人炒得更为热火朝天的是他的性格。其超级内向的性格在欧洲众多的知名作家中可以说是空前未有。他害怕见人，极不愿见人，更不同意让人拍照。媒体上流传的为数极少的几张照片均是偷拍而成。
这么一位幽眇莫测、千金不谋一面的人物，我却有幸对他进行了一次家访，而这种千载一时的珍贵机遇，在当时我却是蒙然倥侗。
1985年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外事交流的需要，笔者每年频繁地穿梭在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尤其是对四个德语国家的反复访问，有机会结交了众多的德国文友，包括屈指可数的大作家、名作家，只要我们有计划安排，都能如愿地与他们见面，像伯尔、格拉斯，这两位获得诺奖的的文学大家，又如棱茨、洛德曼、肯珀夫斯基等等，均不存在跟他们约见的难处。
按常情，作家无论是否出名，都会乐意接受访问和采访，以宣传自己，扩大影响，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然而这位寓居慕尼黑的居斯金德却是例外中的例外。
1989年10月，结束了中国作家团对汉堡“中国文化周”的访问，参加完了法兰克福书展后，我把中国作家团送到了西柏林，将他们的归程安排妥当，送上飞机，为老作家邓友梅单独办好了去美国的登机手续，自己却破天荒地头一回单独留在了德国，开始了我的学者访问。
那个年代，西德盛行发放奖学金，不但政府官方有不少机构提供奖学金，如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洪堡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等等，各党派的奖学金更是枚不胜数，像阿登纳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诺曼基金会都是尽人皆知，平常的和名不见经传的笼统加起来可谓多如牛毛。
当时，中国无论哪位文化人或学者，只要是对两国文化的交流有所贡献的，即是申请奖学金的一种资格，诸如翻译了德语书籍，来西德作短期的文化访问，就可以向有关基金会、特别是翻译基金会提出申请；已有译著付梓的一般都会同意。德意志这个民族，文化素质高，傲劲儿足，施舍心强，又特别顾忌对方的脸面，作出拒绝怕让人难堪，没有充分理由，一般不会说不。
那时，我们的国情根本不可能自己掏钱出国留学，一个大学毕业生挣的月工资，换成马克到了德国刚好吃一顿普普通通的饭。出国留学不是用了国家教委公派的名额，就得自己疏通关系得到国外自费留学的机会，即不占用国家的名额，想办法自己联系奖学金。不同于公派生，这些人被称作自费留学生。
如若谁已到了德国，只要在大学获得读博资格，想申请奖学金就更是易如反掌。一旦有了读博资格，德国人就会把你视为人才，尤其是1980年代的中国国情，他们会认为你将来有用。
博导的一封举荐信极为重要，既然有教授出面替你担保，他们就会确信无疑。德国人非常相信自己人的话，特别是权威的话，一言九鼎。有了博导的推荐信，在向某个党派提出申请时，只要对该党的宗旨有所了解，写进一些自己的见解，那么几年的读博奖学金就万无一失了。
因多次来德访问，特别是第一次，那时在德国很少能见到中国人，只要能说德语的，都会给人以深刻印象。由于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出了张洁、王蒙、张抗抗众多中国作家的书，所以我们出访时，慕尼黑这一站新书发布会、作品朗诵会尤其频繁，我也有机会结识了众多的文化友人。
第一次上台翻译，慕尼黑文化官员为我的德语是在中国大学所学而极为诧异，我也为母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深感自豪。在得到赏识后，他们就会主动提供奖学金，还会不断强调自己的奖学金有哪些优越条件，像是生怕我们提不起兴趣。
一九八五年我已得到邀请，但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干得不亦乐乎。现在看来没有马上应邀是对的，否则就没有了往下几年跟众多作家的美好回忆。
因为繁忙的外事工作，跟德国驻京使馆和文化机构有着甚密的往来。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有个常驻北京的办事处，当时急需一名会德语的中文教员。一次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德国驻华使馆举行招待会，经文化参赞海顿的引见，我认识了该基金会的负责人。他们正需老师，讲好每周两个晚上由我出任教中文，每次三小时。
在北京秀水街外交公寓住着德国《南德意志报》常派北京记者达尔先生，艾伯特基金会总部也在那里。此人在台湾学过汉语，老
婆是台湾人，育有一女一儿。1985年身为记者携家来到中国，入住北京秀水街外交公寓，负责给《南报》的文艺、文学栏目写稿。我是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一次外事活动上认识他的。进出久了，时常能和那位达尔记者打个照面。因行色匆匆，从未得机攀谈。这次招待会终于有机会邂逅。他主动出击。我想他是搞新闻的，不可能不事先向艾伯特基金会打探我的根底，所以他是有备而来。
他需要文化口这方面的消息，有内部未见报的动态更好。这当然也躲不过我的嗅觉。我们一家都是报人：《北京周报》《中国日报》《食品报》《经济日报》，下班时每人卷着报纸回家。
报人搞消息是常事，然而一旦牵扯到外事，情况就变了质。“内外有别”、“外事无小事”，而且出了问题就是大事，捅了娄子就是大错！所以大家不难想象当年关愚谦案是何等的严重。
外事的原则是先请示、后汇报。这种规矩貌似麻烦、不自由，但现在回想起来却发现又有绝大的好处。虽然多了几道程序，但这样规定也有利自己推卸责任。既然一切由上级决定，责任当然也由领导承担。当时的一个内定，不管谁来约谈，都不当面拒绝，汇报后再作定夺。
达尔先生约我在北京饭店喝咖啡，我没有反对，他反正想聊消息，口径跟官方保持一致；至于小道消息、家长里短的事，就瞎侃呗。
我胸有成竹地去见了这位记者，但出我意料的是，他带来这本我心仪已久的《香水》小说作为见面礼。我在单位订阅德国《明星》《南报》和《明镜》等刊物，《明镜》的图书栏目录里总有这本书，往后一直雄踞畅销书榜首十年。书评虽然常见但从未细细读过，反正弄不到书，一直没有特别关注。这回书一到手，通宵达旦读完，
第二天跟出版社打了电话，就马不停蹄地译开了。
八八年留德后，住在慕尼黑郊外的文化部基金会，除了偏远，生活条件异常优越：住处免费，提供早餐，咖啡面包香肠应有尽有，成堆的饮料及葡萄酒可任意享用，每周还会收到文化部寄来的各种文娱活动入场券。诸多的文化晚会全是带吃的。就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通过文化部主任的介绍，我认识了巴伐利亚电视台文化处负责人，一位非常慈祥友好的长者。
这位老人对中国知识分子抱有相当的友好，当他听说我翻译了小说《香水》，又是巴伐利亚州文化部的客人，当即就跟我敲定，明天上午在电视台见面，说要帮我两个忙。
我如约而至。进午餐时老人说，一是要安排我给电视台录制一个文化节目，阐述德中文学的交流，谈谈翻译《香水》的心得，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进了主播室，而且还是外国电视台。其实也就是半个钟头的录制，剪辑后充其量也是十分钟的节目，但他事后开出的稿费单，弄得我在银行转账时都不得不咨询缴纳所得税的问题。
那时的西德官员，只要自己看得顺眼的，因手中有权，一有机会就会施舍。我跟文化部的人交往多了，原因是有不间断的文化活动，彼此都混得很熟，他们说话也不把我当外人，向我透露，基金会每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年度奖学金花完，最好是用得还不够，需要追加一些。如果今年的奖学金用不完，上级部门只会认为一是工作没有做到家，任务没有圆满完成，这对年度的总结报告是一个负面因素；二是因为经费没花完，明年的预算只会有减无增。所以在批复奖学金时，只要理由基本符合要求，他们就会慷慨解囊。
电视台长者想帮我的第二件事，是要把我推荐给《香水》的作者帕·居斯金德，因为我是他的译者。说起当年我能抢先在国内将此小说迻译成中文，还得感谢那位达尔记者及时送我书。
《香水》作者家住慕尼黑市中心，四十岁还是单身。能有机会家访，是电视台长者给的面子，是千载难逢的事。然而当时对这种百年不遇的机会我是一无所知。后来读到大量的媒体报道，才知道他素来是推扅杜客，深居简出，是绝对的不合群，从不见人。那时他刚崭露头角，多少还是羽翼未丰，后来因此书连年雄踞畅销书榜首不衰，他更是行情大涨。
我如约而去。因刚出国不久，跟本单位的机关刊物《文艺报》还挺热和，决定写一篇采访录。家访时，我把译作送给了作者，他回赠了他的作品，并且留下了手迹。因为考虑到采访稿需要一张作者的照片，我把三角架都背去了。然而，他就死活不让拍。
《香水》花絮让人无以忘怀：
一是德国初来乍到，曾跟我的博导去中餐厅吃饭，话题谈到了我翻译的《香水》，被邻桌的一个德国作家听到便攀谈起来。他是时任捷克作家总统瓦·哈维尔的挚友，也是《香水》作者居斯金德的莫逆，一听说我翻译过《香水》，他马上起身向我鞠躬，表示敬意；
无巧不成书。后来我有了自己的酒楼，一次他携文友来我店吃饭，正好被我一眼认出。他说自己跟居斯金德一直过往甚密，还向他提及见到了《香水》的译者。这一回我向他展示了我《香水》的中译本，并当即请他转达我对作者的邀请。虽然时光过去十年，我深信不疑，《香水》作者对我那次采访一定记忆犹新。然而，月转星移二十载，他一直杳如黄鹤；
第二是1989年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欧洲翻译中心”
举办国际翻译研讨会，我作为中方代表出席。来自世界各地的26国与会者中，有18人翻译了《香水》，我们18名《香水》译者，还特地举行了一次翻译《香水》的专题讨论会；
三是200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气异常炎热，客人们都去了啤酒公园，我百无聊赖地看着报，进来一个美艳绝顶、二十上下的金发姑娘，要买两瓶啤酒带走，我们自然而然地攀谈起来。
我问她：我怎么没见过你，这一带的客人我都认得。她说她在我们那栋楼里、就在我们餐厅花园侧面的楼上临时借了一个房子。她不是慕尼黑人，这次从外地来是为了当配角拍电影《香水》。
我说我没听错吧，是居斯金德的小说《香水》？她说正是。我说：你今天来买啤酒是来对了，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我给翻成了中文，我还采访过作者本人。她看了我的《香水》中译本，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决定留在店里喝她的啤酒，要跟我聊下去。
她是一个乡下姑娘，家住科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她还是第一次来，文理高中还没毕业，仍住父母家，她叫狄安娜，她给我留下了手机号和父母家的电话，这张纸条我一直收存至今。
几年后，我从报纸和电影杂志上得悉，她成了德国的大明星、电视连续剧《医生日记》的主角，红极一时，被誉为德国有史以来最性感的女演员，一直杀进了好莱坞。我去电话，祝贺她事业上取得非凡成功。她说，那天晚上一起喝啤酒，她仍历历在目，而且依然非常愉快地回忆起慕尼黑的邂逅。
喝完啤酒的第二天晚上，狄安娜又来了，但今天她不是来买啤酒的，她要拿20欧元买走我《香水》的中文译本，是电影《香水》的导演艾兴格让她来的。世界是那么之小，人生又是那么奇妙：
我在1986年于北京巧遇了记者达尔，意外得到《香水》一书，接着得到德方奖学金来到慕尼黑，一住就是三十二年；因为翻译了《香水》，被引见与卜居慕尼黑的作者认识并采访了他；与教授在中餐厅吃饭又巧遇作者的挚友；狄安娜姑娘又百年不遇地碰巧借住在我们楼里；来买啤酒从而得知了我是《香水》的译者；而我的译本又被《香水》的导演艾兴格买走，他可是德国出了名的第一大导演，除了过世的法斯宾德，德国至今可谓空前绝后。这么多无数个巧合加巧合，难道真都是巧合，不是“缘分”？让人匪夷所思！
居斯金德少言寡欲，惜字如金，但他曾经的两句话让我终身难忘。既然他不会多说一句没有必要的话，甚至一个没有必要的字，那么他说了，这两句话必定有着不同寻常的道理：
第一句：当我把我的译本送给他时，他说完“谢谢”二个字便说：您可以联系瑞士出版社。这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插话，让我苦思冥想了十三年，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我才茅塞顿开，才恍然大悟他让我接洽瑞士第欧根尼出版社的意思，那是因为版权；
当然，就如1980年代我们对西方版权问题一无所知那样，居斯金德对中国当时的国情也是“孤陋寡闻”。他无从知道，作为“世贸组织”之外的中国，跟版权国之间对等地不存在制约，就像1985年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出了再多的中国书，没必要支付一分钱版权费一样；
第二句是，在我的翻译过程中，始终为小说离奇的情节、超越常人的想象力而愕然，也是译著印行后不少读者向我提出的困惑：作者何来这样的创作念头。我将这一问题直陈于他，我期待的是如同提问其他作家那样，将是一长篇滔滔而论，没想到他的回答竟是：也许当时我还年轻。
如此一句：“也许当时我还年轻”，跟问他何来小说的创意，这问答之间的逻辑性和有机关联，想来让人莫衷一是。这种离奇抑或正是其“物以稀为贵”的价值所在。他的小说出了名，多少导演想拍成电影，多少个经纪人想跟他交易版权转让，他三缄其口，坚如磐石，沉默二十年，直到2005年才同意出让《香水》版权，并为此得到了两千万欧元的版权费。
2021年12月30日 德国慕尼黑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