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我译德语名著 《香水》

我译德语名著 《香水》       金弢

那年头，西德慷慨发放奖学金

八十年代，时值西德畅销书低谷，却在一九八五年，德语文学界爆冷门地出了一本世界名著——《香水》。这几天有消息传来，此书作者居斯金德七十大寿了。于是，德国媒体对他的回忆文章不由得又掀起一股热浪。

这位一举成名的世界级畅销书作家，除了他离奇的作品情节外，被人炒得更为热火朝天的是他的性格。其待人接物超级内向，在欧洲众多的知名作家中可以说是空前未有。他害怕见人，极不愿见人，更不同意让人拍照。媒体上流传的为数极少的几张照片均是偷拍而成。

这么一位幽眇莫测、千金不谋一面的人物，我却有幸对他进行了一次家访，而这种千载一时的珍贵机遇，在当时我却是倥侗颛蒙。

自一九八五年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外事交流的加深，我每年频繁地穿梭在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尤其是对四个德语国家的反复访问，有机会结交了众多德国文友、作家，包括屈指可数的大作家。只要我们有计划安排，都能如愿与他们见面，像伯尔、格拉斯这两位获得诺奖的大家，又如棱茨、洛德曼、肯珀夫斯基等德语界一流作家，均不存在跟他们约见的困难。

按常情，作家无论是否出名，都会乐意接受采访，以宣传自己，扩大影响，提升知名度。然而这位寓居慕尼黑的居斯金德却是例外中的例外。

一九八九年十月，结束了中国作家团对汉堡“中国文化周”的访问，参加完毕法兰克福书展，我把作家团送到西柏林，将归程安排妥当送上飞机，把老作家邓友梅单独办好去美国的登机手续，把财务清单连同多余的外汇委托张洁带回，自己却破天荒地头一回单独留在了德国，开始了我的学者访问。

那个年代，西德盛行发放奖学金，不但政府官方有不少机构提供奖学金，如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洪堡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等等，各党派的奖学金更是枚不胜数，像阿登纳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诺曼基金会都是人尽皆知的，平常和名不见经传的笼统加起来可谓多如牛毛。

当时，无论中国哪位文化人或学者，只要对两国的文化交流有所贡献，即是申请奖学金的一种资格，诸如翻译了德语书籍，来西德作短期的文化访问，就可以向有关基金会提出申请； 已有译著付梓的一般都会同意。德意志这民族文化素质高，傲劲儿足，施舍心强，又特别顾忌对方的面子，作出拒绝怕让人难堪，没有充分理由一般不会说不。

那时，我们的国情根本不可能自己掏钱出国留学，一个大学毕业生挣的月工资，到了德国换成马克刚好吃一顿普普通通的饭。出国留学不是用了国家教委公派的名额，就得自己疏通关系得到国外自费留学的机会，即不占用国家的名额，想办法自己联系奖学金。不同公派生，这些人被称作自费留学。

如若谁已到了德国，只要在大学获得攻博资格，想得到奖学金更是易如反掌。能攻博，你会被视为人才，尤其一九八O年代的中国国情，他们认为你将来对两国文化交流会作出贡献。

博导的一封举荐信极为重要，既然有教授担保，他们更确信无疑。德国人非常相信自己人的话，尤其权威的话一言九鼎。有了博导推荐，向某个党派提出申请时，只要对该党的宗旨有所了解，写进自己的见解，那么几年的读博奖学金就万无一失了。

因多次来德访问，特别是第一次，那时在德国很少能见到中国人，只要会说德语，都给人印象深刻。因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出了张洁、王蒙、张抗抗众多作家的书，所以我们在慕尼黑这一站的新书发布会、作品朗诵会尤其频繁，我有机会结识了众多文化友人。

第一次上台翻译，慕尼黑文化局长为我们的德语是在国内所学而极为诧异。得到赏识后，他们主动提供奖学金，还强调自己的奖学金有多种优越条件，像是怕我们不感兴趣。

是年秋，我得到邀请，但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干得不亦乐乎。现在回想起，那年没有应邀是对的，否则我就没有了往下几年跟众多作家的美好回忆。

因外事繁忙，我跟德国使馆及文化机构来往密切。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有个驻北京办事处，急需有人教中文。在国际俱乐部经海顿参赞引见，我认识了基金会负责人。

同在秀水街外交公寓，住着德国 《南德意志报》 常派北京记者达尔先生。此人在台湾学的汉语，老婆台湾人。一九八五年携家来中国，入住秀水街，负责给 《南报》 文艺、文学栏目写稿。我们于一次外事活动上相识。

平日出入外交公寓，那位达尔记者能打个照面。因行色匆匆，从未得机攀聊。招待会认识后，他主动出击。他是搞新闻的，有备而来。他需要文化口这方面的消息，有内部未见报的动态更好。

报人搞消息是常事，然而一经牵扯到外事，情况就会变质。“内外有别”、“外事无小事”，而且出了问题就是大事，捅了娄子就是大错！

外事原则是先请示、后汇报。这种规矩貌似麻烦，但又有绝大好处。虽多了几道程序，但也有利免除承担责任。既然由领导决定，责任自然也在领导。当时的外事内定，不管谁来约谈，都不正面同意或拒绝，汇报后再作定夺。

达尔先生约我去北京饭店喝咖啡，我如约而至。让人喜出望外的是他带来了这本我心仪已久的小说 《香水》 作为见面礼。我虽在单位订阅德国 《明星》、《南报》、《明镜》 周刊，尽管畅销书栏目总有这本书，并一直雄踞榜首，但就是弄不到书。这回书一到手，通宵达旦读完，第二天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打完电话就马不停蹄地译开了。

那时我们班上干私活部里领导不反对。一九八五年赶上中央政策放宽，加之领导都是刚从文革过来的中年干部，又是外语专业，对年轻干部非常包涵，而且还提倡搞些文学翻译，以提高专业水平。是时“文人下海”为时尚，第二职业很流行，不坐班的抓紧时间捞外快，作家弃文从商，无产者赤贫本色始遭耻笑。那是改革开放、文革后文艺界最春风得意的黄金年。

一九八八年底开启学者访问我到了慕尼黑，住文化部基金会，白天大学听课，晚上有诸多的文化活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通过文化部主任的介绍，我认识了巴伐利亚电视台台长，一位非常慈祥的长者。

这位老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相当友好，当他听说我翻译了小说 《香水》，又是巴伐利亚州文化部的客人，当即就跟我敲定，明天上午在电视台见面，说要帮我两个忙。

我如约前往。午餐时老人说，一是要安排我给电视台录制一个文化节目，阐述德中文学的交流，谈谈翻译 《香水》 的心得，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进了主播室，而且还是外国电视台。其实也就是半个钟头的录制，剪辑后充其量是十分钟的节目，但他事后开出的稿费单，让我在银行转账时不得不咨询所得税问题。

那时西德富得满地都是马克。官员们，只要自己看得顺眼的，因手中有权，一有机会就会施舍。我跟文化部的人交往多了，原因是有不间断的文化活动，彼此都混得很熟，他们说话也不把我当外人，向我透露，他们的基金会每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本年度的奖学金全部用光，最好是用得还不够，需要追加一些。如果今年的奖学金没用完，上级部门只会认为一是工作没有做到家，任务没有圆满完成，这对年度的总结报告是一个负面参照； 二是因为此年度的经费花不完，明年的预算只会有减无增。所以批复奖学金时，只要理由基本符合要求，就会慷慨解囊。

二是电视台长者要把我引见给 《香水》 作者居斯金德，因为我是他的译者。说起当年能抢先在国内将小说迻译成中文并出版，还得感谢那位达尔先生。

《香水》 作者家住慕尼黑市中心，就在我们当年留学生谁都熟悉的“福楼”斜对面，他四十来岁还是独生。我能有机会对他家访，是电视台长者给的面子，否则作者无疑会将我拒之门外。那是百年不遇的机缘，然而当时对这种千载难逢的好事我是一无所知。后来读到大量的媒体报道，才知道他是素来推扅杜客，深居简出，是异常的不合群，从不见人。那时他刚崭露头角，多少还是羽翼未丰，后来因此书连年占居畅销书榜首不衰，他更是行情大涨。我采访了他，真是三生有幸。

那时因刚出国不久，跟本单位的机关刊物 《文艺报》 还挺热和，设想着写一篇采访录。家访时，我把译作送给了作者，他回赠了他的作品，并留下签名。因考虑到采访稿可能会需要一张作者的照片，于是我把三角架也背去了。然而，他就死活不让拍。

那次采访《香水》作者，几多花絮让人无以忘怀：

一是德国初来乍到，我曾跟博导去中餐厅吃饭，话及我翻译的 《香水》，被邻桌的一个德国作家听到便攀谈起来。他是时任捷克作家总统瓦·哈维尔的挚友，也是 《香水》 作者居斯金德的莫逆，一听说我翻译过 《香水》，他马上起身向我鞠躬，表示敬意；

无巧不成书。后来我有了自己的酒楼，一次他携文友来我店吃饭，被我一眼认出。他说自己跟居斯金德一直过往甚密，还向他提及见到了 《香水》 的译者。这一回我向他展示了我 《香水》 的中译本，并当即请他转达我对作者的邀请。虽然时光过去十年，我深信不疑作者对我那次采访一定记忆犹新。然而，月转星移二十载，他一直杳如黄鹤；

二是一九八九年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欧洲翻译中心”举办国际翻译研讨会，我作为中方代表出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六国与会者中，有十八人翻译了 《香水》，我们十八名 《香水》 译者，还特地举行了一次翻译 《香水》 的专题讨论会；

三是二OO五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气异常炎热，客人们都去了啤酒公园，我百无聊赖地看着报，进来一个美艳绝顶、二十上下的金发姑娘，要买两瓶啤酒带走，我们自然而然地攀谈起来。

我问她：我怎么没见过你，这一带的客人我都认得。她说她在我们那栋楼里、就在我们餐厅花园侧面的楼上临时借了一个房子。她不是慕尼黑人，这次从外地来是为了当配角拍电影 《香水》。

我说我没听错吧，是居斯金德的小说 《香水》？她说正是。我说：“你今天来买啤酒是来对了，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我给翻成了中文，我还采访过作者本人。” 她看了我的 《香水》 中译本，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决定留在店里喝她的啤酒，要跟我聊下去。

她是一个乡下姑娘，家住科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她还是第一次来，文理高中还没毕业，仍住父母家，她叫戴爱娜（Diana），她给我留下了手机号和父母家的电话，这张纸条我一直收存至今。

几年后，我从报纸和电影杂志上得悉，她成了德国的大明星、电视连续剧 《医生日记》 的主角，红极一时，被誉为德国有史以来最性感的女演员，一直杀进了好莱坞。我去电话，祝贺她事业上取得非凡成功。她说，那天晚上一起喝啤酒，她仍历历在目，而且依然非常愉快地回忆起慕尼黑的邂逅。

喝完啤酒的第二天晚上戴爱娜又来了，但今天她不是来买啤酒的，她要拿 20欧元买走我 《香水》 的中文译本，是电影 《香水》 的导演艾辛格（Eichinger）让她来的。

世界是那么之小，人生又是那么奇妙： 我在一九八六年于北京巧遇记者达尔，意外得到 《香水》 一书，接着因德方奖学金来到慕尼黑，一住就是三十三年； 原由翻译了《香水》，被引见与作者认识并采访了他； 与教授在中餐厅吃饭又巧遇作者的挚友； 戴爱娜姑娘又百年不遇地碰巧借住在我们楼里； 来买啤酒从而得知了我是 《香水》 译者； 而我的译本又被 《香水》 的导演艾辛格买走，他可是德国出了名的第一大导演，除了过世的法斯宾德（Fassbinder），德国至今空前绝后。这么多无数个巧合加巧合，难道都只是巧合，不是“缘分”？让人百思不解！

居斯金德少言寡语，惜字如金，但他曾经的两句话让我始终难忘。既然他不会多说一句没必要的话，甚至一个没必要的字，那么他说了，这两句话必定有不同寻常的道理。

第一句： 当我把我的译本送给他时，他说完“谢谢”便说：“您可以联系瑞士出版社。” 这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插话，让我苦思冥想了十三年，直到 2OO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才茅塞顿开，才恍然大悟他让我接洽瑞士Diogenes出版社的用意，那是因为版权；

当然，就如一九八O年代我们对西方版权问题一无所知那样，居斯金德对中国当时的国情也是“孤陋寡闻”。他无从知道，作为“世贸组织”之外的中国，跟版权国之间对等地不存在制约，就像一九八五年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出了再多的中国书，没必要支付一分钱版权费一样；

第二句是，在我的翻译过程中，始终为小说离奇的情节、超越常人的想象力而愕然，也是译著印行后不少读者向我提出的困惑： “作者何来这样的创作念头。” 我将这一问题直陈于他，我期待的是如同提问其他作家那样，将是一长篇滔滔而论。没想到他的回答竟是：“也许当时我还年轻。”

如此一句：“也许当时我还年轻”，跟问他何来小说的创意，这问答之间的逻辑性和有机关联，想来让人莫衷一是。这种离奇抑或正是其“物以稀为贵”的价值所在。他的小说出了名，多少导演想拍成电影，多少经纪人想跟他交易版权转让，他三缄其口，坚如磐石，沉默二十年，直到 2OO5年才同意出让 《香水》 版权，并为此得到了 2O，OOO，OOO欧元的版权费！

2022年元月O6日 易稿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