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
我和黄先生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每当九月九的那一天，一定要通一次电话。自从九三年在深圳分开到现在，几乎年年如此，没有间断。
黄先生是港人，我是南京人，地域不同，受的教育也不一样，口语相差很大，交流不顺畅，我也纳闷，为啥还保持这么长久的关系。
黄先生夫妇
那是九二年，公司的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刚巧黄先生在台南失利，返回香港找工作，托人介绍到公司出任副总经理。我们“物控部”由他分管。他的普通话一点都不会讲，和大家沟通，一边说一边写，手上时常抓着本拍纸簿。白天我是他的下属，晚上让我陪着他，看望员工或是和员工下象棋，他也时常应邀或邀请员工聚餐，喝酒聊天。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普通话见天进步，说起来也流畅了许多，为后来在内地工作打下语言基础。
港人的高管的收入较高，再加上有大把的深圳津贴，黄先生也会去高档娱乐场所消费。有一回，他邀请我去蛇口海上世界夜总会。也是我有生以来，首次涉足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那天，黄先生遭遇“打老虎”，一下子来了五、六个小姐，她们是黄先生在某餐厅认识的服务生。似乎也习惯了蛇口的夜生活。可能不是职业的三陪小姐。只是来客串一下，没让黄先生下不了台。
英国艳舞团的表演对我的视觉冲击巨大，我最担心她们跑下来坐到你的腿上，我不能接受一个洋妞穿着三点式，和你零距离。
艳舞团过后，如泣如诉的萨克斯管，伴随着一位泰国来的英文歌手，满怀沧桑的演唱。使游子们陶醉，我似乎能够接受这些安抚人们灵魂的音乐。
当晚的费用相当我的一月的工资，有一种挥金如土的感觉。我时常思念自己的老婆孩子，我不会去夜总会消磨时光，糟蹋掉好不容易挣来的血汗钱。那样的场景也没有刺激起我挣大钱的欲望。回想起来，还是内地的传统教育在起作用。
不久黄先生调往印尼公司工作，他时常写信或打电话来。讲述他在印尼的感受和寂寞。
黄先生之后又去了广州，河北，武汉工作，他对内地的许多事情不了解，工作中难免出错，《陪庭长吃饭》就是由他引起。他一路颠簸流离。直到97之后才回港工作。
他已经过了耳顺之年，还在做一份守更的工作。
我去香港探亲，去过他的居所，他住在九龙何文田的廉租屋，育有三子。家里置有高低床。没有任何的装修，黄太太把家里料理的清清爽爽。
她们也曾来南京做客，给家人每人都带了一份礼物，我陪着她们游览了南京的名胜古迹，留下了美好印象。
眼看九月九又要到了，我盼望着和他通话。香港做了那么久的殖民地，回归啦，对普通港人来说，祖国是她们的靠山，我们是她们的乡亲加朋友。
永远的九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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