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时令刚过，渭河北原却未能洋洋洒洒的下一场像样的雪，只是愈发的干冷，让人从心底尝到了寒冬腊月的滋味儿。雪水不足，庄稼人就得发愁，也许丰年就没有了指望。
但无论怎样，原上的冬天是清闲的。生一炉子炭火，三五个妇女坐在热炕头上，拉扯着家常，火炉上的水壶滋滋冒着白气，老人盘起腿坐在炕边窗子下，跟前放一筐针线，一碗浆糊，几沓剪好的鞋样，一针一线将窑院外日头的影子磨得西移。针线在冬天是不会闲下来的，老人的日月是衲出来的，衲在了眼里，衲进了心里，衲在了远行人足底的岁月里。老人偶尔会说些连句押韵的板数，惹得年轻人笑出声来，不知不觉一个松软的春天就到来了。
走过村头，沿着大坡向川道走去，山洼里没有一个人，太安静了。料峭的寒风吹得两旁的槐树叶子沙沙作响，带动着耳机里民谣的热情与躁动。阳坡里曾经是放羊娃的天堂，那儿草多且嫩油，如今沟壑连着沟壑，茂盛的杂草是永远也不会懂他的心思的。
太冷了，内心太狂热了。
四十来分钟的路程，我上了六路车，找了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了下来。渐渐人多了，车也动了。记不清驶过了两站还是三站，上来一位背着口袋的老人。他个头不高，手里拿着一个咬了一半的锅盔，脸冻得通红，身子骨看着却十分硬朗。口袋很脏，老人的背上和腿上蹭了许多土，挪步往我这边走来，也许是太饿了，他把手里的馍狠狠地咬了一大口。我赶紧伸手去扶他，示意他坐我旁边有位置。老人坐了下来，将口袋放到两腿中间，朝我笑了笑，继续咬了一口馍。
年轻的售票员走了过来，满脸嫌弃的表情撇了老人一眼，“你到哪？”
老人赶忙把馍“叼”在嘴上，手塞进棉袄兜里，搜寻出了褶皱的五元钱交给了她，“两块钱的。”
也许是馍太干了，老人说话时嘴里的馍渣子飞了出来。
“啥啥啥两块钱的，我问你到那，哪一站叫两块钱的！”售票员呵斥道。
车上人的目光转向了这边，有的是想替老人解围，有的却用同样的眼光斜着他。
“我到声威水泥厂那一站。”老人说。
“找你三块！”售票员狠狠地瞪了一眼，甩头去了。
老人没吭声，继续吃着手里的馍。
那一刻，我鼻子一阵酸楚，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我的父辈们出门在外也会不会像刚才这样呢？
我朝老人的麻袋里看了眼，里面是一杆秤，几小袋分好的花椒，一包一次性袋子。
我同老人拉话，闲聊起心中的疑惑。老人说，我是石坡人，今天拿了二十来斤花椒，一大早就到招商市场来卖，我这是“狗椒”，好得很，虽然难务劳，也没大红袍收益好，但是味好，吃起来也香。想着快过年了，拿出来悠弯悠弯，一斤四十元，在招商卖了二斤半，就再没人过问了，然后又到十里铺村转了转，一两都没卖出去。晒花椒都不容易哩，便宜给人又舍不得，这不，日头也快下山了，剩了这十七八斤就拿回去了，明儿再去。
我问，那平时椒熟的时候都有人专门上门来收啊，湿的干的，你咋没卖呢？老人说，那时候价不美气，老婆子没舍得卖完，留了这一点，想着过年了城里人肯定要买，结果却没人要。今年一入冬老婆子就去西安儿子屋里了，城里有暖气，不受苦，人家享福去了。
那你咋不去哩？我问老人。我没那享福的命，去不得，热得受不了，整个人都是懵的，老是觉得头上戴了个帽子，手一摸，啥都没有，没办法，就是这下苦的命啊，还是咱屋的铁炉子舒坦。这阵子大冷了，老婆子不停地打电话催我，让儿子礼拜三就开车回来接我。这两天我再卖一卖，把屋里的吃货处理完再去，东西多的吃不完，前两天二儿子给了些肉，我一个人又吃不动，把一盘猪头肉都倒了，糟蹋的啊，真真是可惜。
老人又说，以前哪有这些好吃的，就我手里这托托馍，腊月二十三祭拜灶王爷时候才能吃到，平时谁还敢吃这，都是稀茬。过去那些年捋些花椒叶子拌到馍里，满村人都闻到了香味儿，后来花椒树都捋的光秃秃的。现在不知道是这花椒不香了还是人吃的太挑了，连味觉也麻木了。
娃，你看我今年多少啦？我说，估计六十七八吧。老人哈哈一笑说，六十七八就小的没气儿了，我都七十八了，人见了都说我没七十，主要还是心情好，心态也好，身体没啥毛病，村上干了一辈子庄稼活，不争不抢，没出过远门，可也啥都不缺，生活这么好，哪敢死啊？咋舍得死哩！哈！当然，你们年轻人都不爱待到村里，都想出去闯世事，社会都是你们的，我这些人该歇下了。
车到水泥厂站了，老人背起口袋下了车，咧开嘴笑着，隔着窗户不停地给我招手。我看到了他满头白发，却仍心中有花儿。车继续往前行驶着，转过弯，路对面阳坡上的石子在日头的照射下，泛着亮光。天气预报说过两天就要下大雪了，毕竟，冬至很快也就到了。正如老人说的，日子就是一睁眼一闭眼的功夫，谁也挡不住。
孙阳
2017年12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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