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很重要，但等待本身不是目的，等待是为了出手，是为了等到一击必中的机会，是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
所以孙子说：“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打胜仗的军队，总是先获得胜利的地位，有取胜的条件，才会出手。打败仗的军队，总是冲上去就打，企图在战斗的过程中找机会来侥幸取胜。
这段话非常精彩，它揭示了竞争的一个奥秘：赢家与输家在思维习惯上有根本的不同。
没有偶然的成功。所有的成功都建立在精心的准备和计算的基础上。真正的高手并不是喜欢冒险的人，他们总是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成功，总是大概率事件。
用傅盛的话说，优秀的战略家在开战之前，就有了七分胜算。
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要有必胜的把握。
战争的规律是：战争之前所犯下的错误，很难在战争开始之后被改正。所以，一定要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轻率莽撞地出手。
曾国藩用兵，最反对的就是“浪战”。所谓的“浪战”，就是没有取胜把握的轻率出战。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没有打过仗的士兵，往往最喜欢喊“打打打”。带兵的人也是这样。如果稍微有些阅历，就会明白我们自己到处都是毛病，没有一个地方靠得住，反而不会轻率地去喊打了。
他警告说：“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
身为领军之人，设谋定策，要进攻的就一定要攻取，不然不如不攻；要坚守的就一定要守住，不然不如不守。进攻却为人所驱逐，防守却为人所攻破，即使全军没有一弓一矢的损失，所造成的伤害也非常大。
所造成的伤害在哪里呢？是宝贵的战争资源，是难得的取胜机会，是组织成员的士气，是下属对领导的信任，当然，还有领导者自身的权威。
所以曾国藩用兵，强调八个字：稳慎徐图，谋定后战。他曾经给曾国荃送过一副对联：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这副对联的基本含义，就是用兵一定要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所以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计算。”
1853年冬天，湘军组建之初，咸丰皇帝几次下诏，令曾国藩迅速率部东下增援安徽。曾国藩却认为湘军的准备远不充分，因而拒不出军。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这次由湖南招兵东下，必须选拔训练有素的士卒，准备精良坚利的器械。水军要船多炮足，陆军要将士同仇敌忾，抱定三年不归的决心，去迎接艰苦卓绝的战斗。哪里可以像儿戏一样组建成军，匆匆开拔呢？现在的部队，人都是乌合之众，器都是苦窳之械，船只不满200，炮位不满500，就好像是大海簸豆、黑子著面一样，纵使能够到达安徽，究竟于大局有多大的补救？所以他认为必须有战舰200号，再以民船七八百只补充，载着大小炮1 000余尊，水军4 000人，陆军6 000人，夹江而下，明年开拔。这样才会稍微成些气候。否则名义上是大兴义师，实际上就如同矮人观场一般，不值得方家一笑。
对于他的抗旨不遵，咸丰皇帝十分恼怒，斥责他“偏执己见”，“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右者”。曾国藩却依然不为所动，申辩说：“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直到第二年初湘军水师真正练成，曾国藩才率水陆军17 000余人出师迎战，首战湘潭，大败南路太平军。接着又进行了岳州之战，太平军虽然英勇善战，多次给湘军以重创，但胜少败多，终于被湘军赶出了湖南。
湘军也由此成为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强硬对手。
1860年，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攻占了苏州、常州等地。咸丰皇帝两次下诏，让曾国藩率军迅速前进，收复苏州、常州，曾国藩却再次以兵力单薄为由加以拒绝。他在给皇帝的折子中说，如果苏州常州没有丢，确实应该率兵赴援，以保住这块完整的地区；苏州、常州既然已经丢了，那就必须统筹全局，选择下手的关键，讲求立足的根本。
接下来他为皇帝分析说，自古以来想平定江南的叛乱者，南面的军队一定要从浙江进攻，北面的军队必须先攻克安徽的池州和芜湖。有了这样的根本，才能取得以上制下的有利态势，否则永远没有平定乱军的那一天。
后来镇压了太平天国，靠的正是曾国藩的这个战略。
先胜后战，谋定而动，是曾国藩始终坚持的原则。不管遇到多大的压力，甚至遭到皇帝的斥责，他都绝对不贸然进军，打那些没有把握的仗。
胡林翼也说：“战事之要，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不动则已，动则须操胜算。”
要么不打，要打的话就要放手一搏。要么不动，要动的话就要先操胜算。
这也正是湘军最后能够打败太平军的基本战略方针。
无论是战场还是商场，如果不是“先胜而后求战”，而是“先战而后求胜”，往往都会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
2003年，TCL发起了进军欧洲的战略举动。同一年TCL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和DVD业务，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商。2004年，TCL再下一城，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业务，这是当时中国手机行业最大的跨国并购案。
踌躇满志的TCL董事长李东生还立下誓言，要在18个月内让并购业务扭亏为盈。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两年里，TCL连续巨亏了50亿元。最后，TCL不得不在2007年剥离欧洲公司业务，退回中国市场。
TCL兵败欧洲。
TCL大张旗鼓的国际并购为什么大败而归？
李东生的反思主要是四条：一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在已经看到风险的时候，却没有抵得住诱惑，包括成为全球第一的诱惑，国家领导人在后面看着你签字的诱惑；二是在操盘的过程中，对实际的困难估计不足；三是对市场、产业转型对并购所带来的冲击和困难不够谨慎；四是对相关国家法律的了解不够透彻。
一句话，就是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却贸然出兵，最后只能落个“败兵”的下场。
所以真正的智者，都是明白并坚持“先胜而后求战”。
子路曾经问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您若是统领三军，您会选择与什么样的人一起作战呢？
孔子的回答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赤手空拳却非要和猛虎搏斗，没有船只却非要徒步渡河，这种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一起作战的。与我一起作战的人，一定是遇事谨慎、谋定后动之人。
毛泽东一定会喜欢孔子的这个回答，因为先胜而后求战，不打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慎重初战，避免不利决战、执行有利决战，这些也都是毛泽东的基本作战原则。
毛泽东早在红军时期反复提出要力戒浪战，不可轻敌，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他告诫指挥员说，“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林彪打仗，也反复强调反对打“莽撞仗”。
企业决策也是如此。一般的投资者，往往会抱着这样的想法：赚钱就要冒险，赚大钱就要冒大的风险。
其实，真正的投资高手，反而是风险的厌恶者。他们从来不是靠一时的运气或冒险，他们出手一定是有了足够的胜算。他们不打无把握之仗。他们总是在具有胜算的时候大胆下注，在不具胜算的时候谨慎行事，甚至一动不动。
这就是高手和一般人的根本不同，这也是赢家和输家的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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