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睡到中午十一点半。父亲有事出门,母亲和弟弟在客厅。
所有人若无其事的进行着他们自己的生活,不会有任何东西改变他们琐碎平凡的生活轨迹,也不会有人猜透我荒谬的计划和所想。我明白等到我离开之后不多时一切就会恢复平静,而我这一举动只不过是他们平静的水潭中意外出现的一个小波澜,只要没人再去关注,很快水面便会恢复原样。
往后的人们也不会知道这个波澜曾经存在过,出现过,就是如此。
住宿学校在下午四点左右返校,我会按部就班,掩盖住我即将叛逃的迹象,这就像一个助跑,在我拐弯之前人们是看不透我要朝着哪个方向去前行的。这一下午我几乎是一言不发,实际上我和父母没有争吵,真的没有。
不知从何时起,我不再擅长与任何人沟通,也对于“话题”无从开口。
可是我感到很抱歉。
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和付出。
手机放在外套内侧的口袋里,电脑装在书包最里面的夹层,上面盖着一堆空白的本子卷子和练习册。这样的我踏进校门的那一刻已经在无形中违反了三条校规。
我踩着点在迟到前五分钟进教室,被坐在后排的值日老师狠狠瞪了一眼。不过我选择无视她,毕竟再过四个小时她就永远也管不到我了。
出租车会在十一点之前到学校后边的小路,我只要偷跑出宿舍从后墙翻过去就可以彻底逃开。等到明天早上他们发现不对的时候我已经在中国的另一边了。虽然说找开黑车的人是会贵一点,但是逃学人士的命运在开始阶段却可以由他们做担保。
周日晚上返校的晚自习是拿来考试的,我心不在焉,瞟了一眼数学卷子,果然一大片下来全都是我做不出来的题。
尖子班真的很恶心。偏偏为了防止他人起疑,在成绩排名之外胡乱塞进来充当障眼法的几个差生中就有我一个。老师们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般,出着在我眼里难得要命的题笼统的对付“天之骄子”们,而我这类人,只能在他们虚伪而令人费解的“怎么就你一个人有这种问题呢”“为什么别人都会呢”“既然你能被分进这个班就说明你有能力”……等等愚蠢的发问中躲闪苟活。
这一切本来就应该与我毫不相干。
优劣分级这种事情可以说是社会常态了,老师从来就是教导学生们在学习期间远离“社会”,但无论如何他们自己违背了自己的标准。
铃声打响,几乎半张白卷交了上去。收卷子的数学课代表从我手中一把将卷子抢走,用带着讽刺和轻蔑的尖细的声音说了一句“就这点能耐啊”。
我想打人。但是最后只是给了他一个侮辱的手势。
“垃圾。”他离开的时候小声说。
十点二十。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睁着眼睛,夜光手表上的数字不断改变着。直到我算过了宿管巡逻的时间,确保所有同宿的人都睡着了,才轻手轻脚下床。
绕过监控死角从学校最右边的小路一直到教学楼上三楼拿书包,然后直接去家属楼后边翻墙。这一套动作我可谓自豪的称其为行云流水,特别是翻墙,发挥的淋漓尽致。
简直绝妙。
我这一路很顺,没有遇到保安或者巡逻的人。也许是老天也看不惯我该死的生活以及周围一切的所作所为,干脆决定助我一程。
等到我翻墙过去,出租车已经在小路上等着了。
“尾号?”司机明知道这时候翻墙叫黑车的只可能是本人,但还是开口问我,也许是出于一定的确定和安全因素,毕竟真有的极端情况下,学校为了抓逃学的会不惜一切。这就是他们,变态会做的事。
我报出手机尾号,中年人看了我一眼:“年纪不大倒是很勇,这么长时间,你是我看到最年轻的一个逃学的。为啥?”
“过不下去了,换个地方,”我随便接了一句,然后又说:“到市南站啊,C出口27门。”
他“嚯”了一声,“走长途?”
“回老家看看。”
司机可能喜欢安静,没开收音机。我摇下半截车窗,靠在后排座椅上任凭夜风吹过刘海并且挡住视线。从剩下的半截玻璃映出的影子里我看到自己,凌乱的黑色短发和被已经因病离世的旧时好友曾开着玩笑评价像是“厌世”和“性冷淡”一样的灰眼睛。
本质上我不愿再去回忆。
大概过了很久,司机停下车,“到了,”他说,“便宜点吧,七十。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现在的学校啊,给人都逼死了……”
我交了钱,和他道别,毅然走进火车站。
深夜,车站零零星星的只有几个人。现在不仅不是假期还是夜晚,我看到有坐在候车处一排一排的长椅上抱着孩子脸上写满疲惫的年轻女人,有在和工作人员理论不知道什么事的农民工,还有靠在墙边看起来快要睡着了的白领人员。
抛开国家发展,抛开民族复兴,将所谓的“荣誉”“综合排名”舍去,这才是社会真实的样子。荣华富贵是遮羞布,底层人民将会永远处于底层。
这就是社会。
我在空荡荡的站台大厅里换了票,独身过了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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