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我记忆的左屁股上，还留有一排狗牙印，有点暗红，其中两个印痕暗色更加深一点。它时刻提醒着我：世上有恶狗；遇狗，别惹，也别怕，你要镇定，千万别逃跑，你要站定和它对峙，最好装作弯身捡一块石头，如果真能捡到一块石头，你就捡，毫不犹疑地向它投掷过去。
道理我懂了。多年来我时不时遇到一些狗，行之有效地运用了以上办法。但遇到一些狗样的人，我还是把持不住自己，手足无措，致使身上和心上不断增添着狗样的人和人样的狗所咬的牙印。这是后话，现在先不表也罢。
事实是，我十岁那年被狗追着咬，是在放学的路上，而不是从电影院被打群架的对手追赶时。我被对手追击时，并没有狗加入追逃的行列。我在文章中加入一条狗，是为了这个虚构的故事增强一点戏剧性而运用的一点点创作伎俩。真实的情况是，那天我放学回家，走到小菜场，一群学生突然起哄，接着我就看到一条狗向我扑了过来，我就惊慌失措起来，开始逃跑。其间，我向狗抡了几下我的书包，无效。我逃到了小菜场的另一头，那条黄狗就一口咬中了我的屁股。
我这样把人生中的真实情况插入我的虚构作品，难免冲淡了作品的可读性，并且打散了写作的结构， 也破坏了节奏。但我从来做人老实，即使在写作时，也一是一二是二，不想为了戏剧性而付出真实性。但我毕竟是在创作，必须做足创作的功夫。这就算是我想熊掌和鱼兼得的贪心吧。这种贪心，在我的本次写作中，已经处处体现出来，你们也都看见了，我也不再多说。
为着这份贪心，我回到了故地，当年的浙江省台州地区黄岩县海门区，今天的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想为我所描写的场景拍摄一些数码照片，加入到文章之中，以使这次创作成为一个多媒体行为。但是，事与愿违。穿流马路桥、经百货大楼前的那条长河，我知道，早已发黑发臭，多年前就被改造为水泥马路，取名江城路，顺理成章，马路桥也不复存在。最遗憾的是，黄家里和灯光球场也变成了一堆水泥楼房，这是我回乡之前所没有想到的。最最出乎意料的是，百货大楼也没有了。这样，黄家里和百货大楼之间的那条弄堂，当然也杳然无踪。我的那个藏宝地啊，珍藏着我多少的宝贝和记忆的宝藏，没有了，杳然无踪。这样，这次写作将如何继续，我就实在没有把握了，因为我再也无法向弄堂里的地洞里提取我的记忆作为写作资源。
讲良心话，写作现在于我也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只是，看到老海门电影院建筑仍在，却改作了按摩院和歌舞厅，我那个要拍电影的梦想，就不知再到何处安放了。而当我看到原先灯光球场建起的楼房前的那个所谓街心公园，长廊上坐满了老年人，在细雨中数落身边的时事，我就会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也老成那样，只有过去的时光供我在回忆中咀嚼，以此与身边的时事作着不合时宜的对比。
街心公园的左近就是原来的马路桥。现在你们已经知道，马路桥连同穿流它的长河，都改造成了新式街道。长河变成了江城路，与之相交的马路桥，现在是中山东路的一小段。马路桥很短，因为长河长是长却不宽。那时的中山东路不叫中山东路，无名，就叫“街”，街也不是水泥路，是一些石子陷在泥土里。街灯昏黄。我们相约在马路桥西头的街灯下打架。我们打群架的机会并不多，在黄家里有大人在不能打，单个对头碰到也不成群架。要打群架，并打成规模，必须双方约定时间、地点。由一方向另一方约，有点像古代打仗下战书的格式，许是孩子们看多了三国演义连环画的缘故。若另一方胆怯不敢打，还是打不成，被下战书的一方落得个缩头乌龟的污辱性称号，挑战方也因精神性的胜利而得到了或许比真打胜还大的满足，因为真打起来即使胜自己也要付出代价，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也。但看多了三国演义连环画的我们，有谁愿意被对方一照面就叫成缩头乌龟？因此，只要相约打架，一般就能打成。
我们约在马路桥西头的街灯下。我想，在我已经模糊的记忆里，我敢肯定下战书的一定是兵强马壮的对方，凭我方原先两人，再加上打入我方的我哥也才三个人，怎敢主动挑战？为了不致被人叫作缩头乌龟，再加上打入我方的我哥的怂恿（估计他被派打入我方主要任务就是怂恿我方应战，否则凭他们的实力，何必施行这种小小的间谍计呢？），我们就早早来到马路桥头昏黄的灯光下了。我们来早了。我们无聊地谈天打发时光，心里有点紧张兮兮（可能我哥除外），眼光不断覤着他们要来的方向，同时装作满不在乎的派头。
他们来了。他们在昏黄的灯光下在桥头站成一排排人影。这些人影对我构成了极强的威胁力。我心里发毛了，不知该如何去打。我感到我身边的同伴也紧张起来，包括我哥。现在知道我哥是对方派来的，就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也要紧张？我们都紧张着。他们向我们一步步过来。我这里没有写成“一步步逼过来”，而光写成“一步步过来”，可能当时真的没有“逼”，也可能年代久远，在现在的我看来，已经淡化得构不成“逼”这种姿势了。他们一步步从桥头过来。我的两个同伴和我更加紧张起来。我的老大脱下外衣，我哥也跟着脱下外衣。这就是说，他们准备战斗了。他们把脱下的衣服交到我手里。我想，把衣服交到我手里，一定是我哥在先。我想，也一定是我哥，叫我只管看住他们的衣服，不要上阵，理由是我太瘦小，帮不上忙，如果不是帮倒忙的话。
我想，一定是我哥。毕竟是同胞骨肉，在这种明显的悬殊中，虽然他跟我处于敌对双方，他受对方派遣打入我方，在危险时候，他也要照料我，不致让我受到伤害。
这样，我唯一一次参加打群架的机会，也并没有真正参加进去。
接下来，他们就打了。现在我已想不起来，具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打法。我只好学一些动画片的手法，他们双方一接触，画面就动成了快速运动的圈圈，这些快速运动着的圈圈，把打架的人都圈进去了，只听到一些打架的配音。等圈圈的运动停止下来，打架的尘埃就已经落定或者叫烟消云散，画面只显现着打架的后果。
后果怎样？我也不知道了，因为黄家里和百货大楼之间的那条弄堂里我的那些记忆宝藏，已经随黄家里和百货大楼和马路桥一起，都像打群架的尘埃一样烟消云散了。我所知道的是，我方老大，后来考上了体育学院，再后来回到了浙江省台州椒江市当了中学体育教师和排球教练。这样看来，打架的后果并不怎么样。
当年，我的那班打群架对手得胜班师后，我站在浙江省台州海门地方的马路桥头，看着长河水默默从桥下流走，目光不敢落在战败的我的老大和我哥（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敌人打入我方内部的奸细）身上，只是别着头把他们的衣服交还到他们手里。我的这个姿势，是我现在想象出来的。但我用不着想象，我以站立桥头默观流水的姿势，看到了十几二十几年后的我，看到时不时卷在命运和时代的大潮中的我，被一个浪头一个浪头当空甩起，甩成一个薇不足道的泡沫，当空落下，在即将被击碎打散的危急时刻，就会有一个声音当空说：“你有贵人相助”。后来，果然有人跟我说出了这句话。
１９８９年那场大风浪后，我落入谷底，基本上被取消了公民权，流落广州，寓身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做一名临时工月薪二百五，每天骑一辆盗车贼卖给我的破自行车，从我租住的石牌村行程一个多小时，到海珠广场的侨办老大楼上班，中途常在一个修自行车的路边摊点打气和补胎。一次，那名修车人认真看了看我说：“你有贵人相助”。
就有贵人来相助了。如果广州暨南大学研究生院的党支部书记算不上贵人的话，那名副校长、当地某领域的学术权威，我的专业跟她无干，她在广东大厦开一个学术会议时，抽空约我在大厦门口见了我一面，伸出她的贵人之手，跟我握了一下。随后，为解决我的问题，暨南大学和广东省侨办合谋做了一次超常规操作，结果最后还是受时代大潮的影响，操作到最后一步出了意外。到了１９８５年，倒是一名看起来实在不像贵人的贵人，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使我有了户籍，让我做上了广州市常住人口，只不过因我跟他在办报理念上的合作不愉快，他向我要价一万元，好在有再次接收我后来又开除了我的报社帮我支付赎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我多次在紧急关头的贵人相助，当年我站在浙江台州海门的马路桥头默视流水时就已经清晰可辨，所以虽然早已忘记我站在马路桥头从流水中见到的前景，我都做到了有难不急，被人讥为往往太监替我急的“皇帝不急”。那时在马路桥头，不敢面对战败的我的战友，我很有点后怕：如果以我这样的身板骨，投入敌方的强大阵势中混战，我这个微小泡沫，后果何以堪想啊。但是，在危急时刻，我却幸运地领受了一个照看衣服的任务。那时，使我幸免于难的，我的贵人，就是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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