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笔下的元旦

2020年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难，

同时也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和感动。

2021年元旦，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元旦，即公历的1月1日，是世界多数国家通称的“新年”。“元”是“初”、“始”的意思，“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元旦”之意就是“初始的日子”。“元旦”又称“三元”，即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6位名家笔下的元旦吧！

迟子建

元旦

如果把节日也分个三六九等的话，那么元旦在中国人的节日中只能居于中游位置。它比不上火爆的除夕，也比不上中秋节、元宵节和端午节。中国的老百姓似乎更喜欢过那些只属于本民族的传统节日，它们除了伴有无穷无尽的神话传说外，还演绎出了一种饮食文化，如中秋节的月饼，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等。

也许是中国人更重视口腹之欲的缘故，这些有了经典性吃食的节日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诗意。所以古代诗人吟咏中秋和元宵的诗作总多于对元旦的遐想，足见元旦在中国的节日中颇有落落寡合之意。

但元旦却是个世界性的节日。除却圣诞节，对元旦的庆祝可以说是全球都关注的。它也是个平等的节日，无论你何种国籍、种族、信仰，元旦都不会把你却之门外。只要你活着，那么它肯定会如期与你见面。

小孩子盼元旦，是因为他们的新牙还未长牢固，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幻想等待实现；青年人也盼望元旦，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渴望着新年会给他们性能良好的马达再加些油；中年人对元旦的来临持漠然态度，因为这往往是他们身心最疲惫的时期；至于老年人，我想没有谁会对元旦的降临欢欣鼓舞，因为增岁对他们来讲意味着减寿。

然而不管人们对它的态度如何，元旦总是心平气和地朝人们走来。它们兵分几路，有的去白雪飘飞的北方，隔着结有冰凌花的窗户对主人低声说一句“新年了”；有的去绿茵茵、湖光潋滟的江南，对着在田间劳作的农人温馨地道一声“新年了”；有的去茫茫的戈壁，追着牧人激越的马蹄声高喊“新年了”；还有的去沃野千里的中原，希冀那一声新年的问候能给寂寥的冬景涂上一抹生机。

元旦就这样来临了。它们很善良地想把往年的苦难和不平统统关在一扇永不开启的门背后，让新的一年充满着阳光雨露、鸟语花香，岂料苦难和不平以强大的力量与它一同迈入新年的门槛，登堂入室。

也许是人们早已明白岁月不总是风和日丽吧，所以人们也不责怪它把不受人欢迎的东西又一次带来。人们在新年钟声落下后依然过着老日子，一年就这样朴素地开始了。

在我看来，元旦就像拍卖行的槌子，当它重重敲下、一锤定音后，我们只能看着岁月增长和流逝。

——选自《我的世界下雪了》

季羡林

元旦思母

又一个新的元旦来到了我的眼前。这样的元旦，我已经过过九十几个。要说我对它没有新的感觉，不是恰如其分吗？

但是，古人诗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当前的元旦，是佳节中最佳的节。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还能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吗？还能有比这更佳的佳节吗？我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感情超过需要的人，我焉得而不思亲乎？思亲首先就是思母亲。

母亲逝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我怀念她的次数却是越来越多，灵魂的震荡越来越厉害。我实在忍受不了，真想追母亲于地下了。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最近几年以来，我每次想到母亲，眼前总浮现出一张山水画：低低的一片山丘，上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周围植绿竹十余竿，幼树十几株，地上有青草。

按道理，这样一幅画的底色应该是微绿加微黄，宛然一幅元人倪云林的小画。然而我眼前的这幅画整幅显出了淡红色，这样一个地方，在宇宙间是找不到的。

可是，我每次一想母亲，这幅画便飘然出现，到现在已经出现过许多许多次，从来没有一点改变。胡为而来哉!恐怕永远也不会找到答案的。

也或许是说，在这一幅小画上的我的母亲，在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让这一幅小画告诫我，永远不要停顿，要永远向前，千万不能满足于当前自己已经获得的这一点小小的成就。要前进，再前进，永不停息。

——摘自《季羡林全集（第3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丰子恺

元旦小感

一九五七年元旦到了。想起了某古人的一首小词的开头三句：“春日宴，绿酒一卮歌一遍，再拜陈三愿：……”我也想在元旦陈愿。但是没有酒，没有歌，只能陈一愿：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廿五日我曾经在《新闻日报》上发表一张小画。画中描着三个奇形怪状的女人：一个女人头上梳一个髻，有一尺多高。第二个女人的眉毛画得很阔，占据了半个额骨。第三个女人的衣服的袖子非常大，拖在地上的有七八尺，又转个弯堆在地上。这幅画上写着一个画题：“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画题下面还有小字：“《后汉书·长安城中谣》。注云：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一九五六年深秋子恺画。”

近来有些号召提出之后，我似乎看见社会上有许多同这三个女人一样奇形怪状、变本加厉的情况，因此画这幅画。

我但愿一九五七年以后不再有这种奇形怪状、变本加厉的情况出现。　

——曾载于《文汇报》1957年1月1日

林语堂

纪元旦

今天是甘四年二月四日，并非元旦，然我已于不知不觉中写下这"纪元旦"三字题目了。这似乎如康有为所说吾腕有鬼钦？我怒目看日历，明明是二月四日，但是一转眼，又似不敢相信，心中有一种说不出阳春佳节的意味，迫着人喜跃。眼睛一闭，就看见幼时过元旦放炮游山拜年吃橘的影子。科学的理智无法镇服心灵深底的荡漾。就是此时执笔，也觉得百无聊赖，骨骼松软，万分苦痛，因为元旦在我们中国向来应该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最清闲的一天。只因发稿期到，不容拖延，只好带着硬干的精神，视死如归，抽起笔来，但是心中因此已烦闷起来。早晨起来，一开眼火炉上还挂着红灯笼，恍惚昨夜一顿除夕炉旁的情景犹在目前——因为昨夜我科学的理智已经打了一阵败仗。早晨四时半在床上，已听见断断续续的爆竹声，忽如野炮远攻，忽如机关枪袭击。一时闹忙，又一时凉寂，直至东方既白，布幔外已透进灰色的曙光。于是我起来，下楼，吃的又是桂圆茶，鸡肉面，接着又是家人来拜年。然后理智忽然发现，说《我的话》还未写呢，理智与情感斗争，于是情感屈服，我硬着心肠走来案前若无其事地照样工作了。惟情感屈服是表面上的，内心仍在不安。此刻阿经端茶进来，我知道他心里在想："老爷真苦啊！"

因为向例，元旦是应该清闲的。我昨天就已感到这一层，这也可见环境之迫人。昨晨起床。我太太说："Y．T．你应该换礼服了！"我莫明其妙，因为礼服前天刚换的。"为什么？"我质问。"周妈今天要洗衣服，明天她不洗，后天也不洗，大后天也不洗。"我登时明白。元旦之神已经来临了，我早料到我要屈服的，因为一人总该近情，不近情就成书呆。我登时明白，今天家人是准备不洗，不扫，不泼水，不拿刀剪。这在迷信说法是有所禁忌，但是我明白这迷信之来源：一句话说，就是大家一年到头忙了三百六十天，也应该在这新年享一点点的清福。你看中国的老百姓一年的劳苦，你能吝他们这一点清福吗？

这是我初次的失败。我再想到我儿时新年的快乐，因而想到春联，红烛，鞭炮，灯笼，走马灯等。在阳历新年，我想买，然而春联走马灯之类是买不到的。我有使小孩失了这种快乐的权利吗？我于是决定到城隍庙一走，我对理智说，我不预备过新年，我不过要买春联及走马灯而已。一到城隍庙不知怎的，一买走马灯也有了，兔灯也有了，国货玩具也有了，竟然在归途中发现梅花天竹也有了。好了，有就算有。梅花不是天天可以赏的吗？到了家才知道我水仙也有了，是同乡送来的，而碰巧上星期太太买来的一盆兰花也正开了一茎，味极芬芳。但是我还在坚持，我决不过除夕。

"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我说。"怎么？"我太太说，"今晚X君要来家里吃饭。"我恍然大悟，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我家有一位新订婚的新娘子，前几天已经当面约好新郎X君礼拜天晚上在家里用便饭。但是我并不准备吃年夜饭。我闻着水仙，由水仙之味，想到走马灯，由走马灯想到吾乡的萝卜棵（年糕之类）。

"今年家里没人寄萝卜棵来。"我慨叹地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寄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三四年前我就买过。"

"不见得吧！"

"一定有"

"我不相信。"

"我买给你看。"

三时半，我已手里提一篓萝卜棵乘一路公共汽车回来。

四时半肚子饿，等萝卜棵。但我还坚持我不是过除夕。

五时半发现五岁的相如穿了一身红衣服。

"怎么穿红衣服？"

"黄妈给我穿的。"

相如的红衣服已经使我的战线动摇了。

六时发现火炉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上有金字是"三阳开泰""五色文明"。

"谁点红烛？"

"周妈点的。"

"谁买红烛？"

"还不是早上先生自己在城隍店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我问，"真是有鬼！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我的战线已经动摇三分之二了。

那时烛也点了，水仙正香，兔灯走马灯都点起来，炉火又是融融照人颜色。一时炮声东南西北一齐起，震天响的炮声像向我灵魂深处进攻。我是应该做理智的动物呢，还是应该做近情的人呢？但是此时理智已经薄弱，她的声音是很低微的。这似乎已是所谓"心族动摇"的时候了。

我向来最喜鞭炮，抵抗不过这炮声。

"阿经，你拿这一块钱买几门天地炮，余者买鞭炮。要好的，响的。"我赧颜地说。

我写不下去了。大约昨晚就是这样过去。此刻炮声又已四起，由野炮零散的轰声又变成机关枪的袭击声。我向来抵抗不过鞭炮。黄妈也已穿上新衣带上红花告假出门了。我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写不下去了。我要就此掷笔而起。写一篇绝妙文章而失了人之常情有什么用处？我抵抗不过鞭炮。

——摘自林语堂散文集《人生不过如此》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毕飞宇

元旦之夜

十二月三十一号下雪真是再好不过了。雪有一种很特殊的调子，它让你产生被拥抱和被覆盖的感觉，雪还有一种劝导你缅怀的意思，在大雪飘飞的时候，满眼都是纷乱的，无序的，而雪霁之后，厚厚的积雪给人留下的时常是尘埃落定的直观印象。雨就做不到这一点。雨总是太匆忙，无意于积累却钟情于流淌。雨永远缺乏那种雍容安闲的气质。上帝从不干冬行夏令的事。想一想风霜雨雪这个词吧，内中的次序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元旦前夕的大雪，必然是一年风雨的最后总结。

现在是1998年最后一个午后。雪花如期来临，它们翩然而至。发哥接到了海口的长途电话。是阿烦。今年初春和发哥同居了二十六天的白领丽人。阿烦说了几句祝愿的话，后来就默然无息了。她的口气有些古怪，既像了却尘缘，又像旧情难忘。

发哥后来说：“海口怎么样？还很热的吧？”阿烦懒懒地说：“除了阳光灿烂，还能怎么样，——南京呢？”发哥顺势转过大班椅，用左手的食指挑起白色百叶窗的一张叶片，自语说：“好大的雪。”阿烦似乎被南京的大雪拥抱了，覆盖了，说：“真想看看雪。”发哥歪着嘴，无声地笑。“你呀，”发哥说，“真是越来越小了。”

打完电话发哥拉起了百叶窗，点上一支烟，把双脚翘到窗台上去，一心一意看天上的雪。发哥的办公室在二十六楼，雪花看上去就愈发纷扬了。发哥在1998年的最后一天没有去想他的生意、债务，却追忆起他的女人们来了。然而，她们的面容像窗外的雪，飘了那么几下，便没了。

孙方友

1958年的元旦

1958年，举国上下大跃进，上千人一个大食堂，大笼蒸馍，大锅1958年的元旦熬汤，每到开饭时候，人多为患，乱得如同一窝蜂。

那一年，我虚岁八岁，父亲在人民公社工作，分到很远的一个地方驻队。母亲在一个社办里当工人，夜里十二点才能下班。家里只有我和两个弟弟。大弟六岁，二弟才两岁。每天去大食堂领饭，我均要拉着大弟，背着二弟，手里还要端个饭盆。当时大食堂在北街，我家住在镇东街。从东街到北街，足有二三里路。又加上是大跃进，修路扒房，大街上坑凹不平，一片零乱。元旦，我们那里称为“阳历年”。节前的时候，上头就声称过阳历年时要杀猪宰羊，吃好“共产主义”的第一顿饭。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天还没黑，我就拉着大弟背着二弟去北街大伙上领饭。说是每人一勺羊肉汤，勺是马勺，一勺一大碗。小孩儿饭量小，只给半勺。我们那里喊大食堂为“大伙”，北街大伙安在几间筒子房里，全是民房打通的。因为那时候镇上人几乎全都被赶到了镇东的一个村子里，号称是“集体农庄”。镇上的民房准备办工厂，不少门和门框都已拆除，被运到炼钢厂炼钢去了。

那天晚上我和弟弟走到大伙房的时候还不到开饭时间，说开饭前还要开会庆祝元旦。那时刻几口大火炉上已上了笼。笼很大，一排五屉高，一拉溜儿好几盒，里面蒸的全是红薯。顺便说一下，1958年本是个丰收年，尤其是秋季收成好，那真是谷子好像狼尾巴，红薯大得像人头。只是为显示大跃进的成绩，出红薯时用犁子犁，只把露在表面上的拾了回来，以至到来年大饥饿时，人们又将埋在下面已经霉烂的红薯扒出来做馍吃，又臭又苦的烂红薯虽然难咽，但总比活活饿死强。看离开饭的时间还早，我只好又领着弟弟回家去。那时候编织厂的工人已经下班，几间空房里只剩下我们三个娃娃。小弟饿了，又哭又闹。直到天擦黑时母亲才抽身偷偷跑回来一趟，从兜儿里掏出两个馍头儿给了大弟和二弟。二弟太小，吃了个馍头儿就睡着了，但大弟一直顽强地要等着喝羊肉汤。母亲走后，我将门关牢，便领大弟一同去领饭。

那时候，天已大黑，由于一街两行少了以往的店铺，黑洞洞的。好不容易摸到北街口，终于看到了远处的灯光。大食堂的院子里点了两盏汽灯，高高吊在两棵大树上，照得眼睛发晃，更加视路不清。恰巧有大人路过，我们紧随其后，总算摸到了食堂前的场地里。场地里黑压压全是人，一个领导正站在高处讲话，大意是今天是元旦，是大跃进的第一个新年。然后就开始大讲超英赶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的共产主义生活，接着又说现在刚进入共产主义，所以今天只喝羊肉汤。那人讲过，又一个人讲，声音比刚才那个还洪亮。讲的还是那一套，并说今天就是证明，我们马上就能吃上共产主义的第一顿年饭——羊肉汤！下面的人好像被羊肉汤三个字击中了神经，目光里都透出了贪婪的光。我当时听不懂这些，只感到一切仿佛在梦境里：那炫目的灯光、挥动的手臂、洪亮的口号……都显得不真实，唯有“羊肉汤”三个字眼儿，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小胃。大弟弟更不懂事，说：“哥，我喝羊肉汤！”我说：“别慌，快了！”不想这时候，又一个人上台讲话。不过这个人讲得较为低调，他说马上要开饭，热红薯随便吃，羊肉汤一人一马勺，小孩儿两个人算一个。北边两个队的在西边领，东边两个队的在东边领。他话刚落音，就听“轰”地一声巨响，似火燎马蜂窝一般，人们四散炸开，奔跑声，叫喊声似炸了营。我十分害怕地护着弟弟，躲在一隅，也不知自己该去哪方领羊汤，傻了一般。

不一会儿，就有不少人领到羊肉汤，“吸溜吸溜”的喝汤声震耳欲聋。打饭处有人一声连一声地高叫，像是按户主喊名字。我突然听到了那人像在喊我母亲的名字，一下来了精神，大声应道：“在这儿！在这儿！”只可惜，我的声音太小，被淹没在一片嘈杂声里，母亲的名字也很快被另一个名字所代替。大弟弟更加失望，哭了起来。

万般无奈，我只好一手端饭盆，一手拉着弟弟，插着人缝儿向刚才叫我母亲名字的地方走去。那里仍旧围着好多人，里三层外三层，似一堵堵高墙。我看到不远处的棚子下有几个大笼屉，里面全是蒸熟的红薯，已被人扒得少皮没毛。我领弟弟走过去拿了一块。将弟弟安置在一处，自己一个人又去人墙那里等着领羊肉汤。

那顿饭真是漫长啊！

等我领到羊肉汤时，已近午夜，当我兴高采烈地端着羊肉汤找到我弟弟时，他已趴在冻地上睡着了。我想将他晃醒，他却睡得死，我怕他冻着了，就将他搂在怀里，坐在一根枯树干上，腾出一只手，开始喝共产主义的羊肉汤。所谓羊肉汤，只有白菜和粉条，而没有羊肉。两马勺半汤我竟一个人喝光了，最后总算捞到了半拉羊耳朵！

那时候，场地里已没了人，只有两盏汽灯“呼呼”叫着，地上一片狼藉……

远处，传来母亲唤我的声音，惊慌又凄厉……

迟子建

我的2001

究竟哪一年的元旦才是真正的新世纪的开篇呢？我记得去年的今天，我在故乡，一大清早，为了看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只得用手指去刮霜花，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的玻璃来，透过它去看曙光。

其实那一缕曙光与平素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它橙黄色,微微颤动着，在山岭间如以往一样地弥漫着。后来，它的颜色不那么明丽了，太阳起来了。我所看到的太阳，因为是在霜雪的缝隙中，因而那太阳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

我的指甲似乎至今还留有去岁刮玻璃窗的霜花时所生出的寒冷。这一年过得何其快呀！2001年的元旦了，各路媒体又在大做文章，说是今天才算是新世纪的第一天。我觉得人真的很可怜，对自己所生活着的世界知之甚少，连哪一年是新世纪的开端都确定不了，如同我们并不真正知晓为什么我们会是地球中人，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在我看来，父母偶然的结合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来处，而坟墓也只是一个人肉体的终极去处。我们穷尽一生的智慧，大约也难以把我们所困惑的问题解释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目前跨了世纪的人，是生于20世纪,最后必定终结于21世纪。

黄恰巧来哈尔滨，所以今年的元旦仍是我们一同过。我们约了要好的朋友，在六福楼聚会，我特意到远大购物中心买了一件中式的红色软缎绵袄穿上，希望能给自己、家人和朋友带来好运气。席间，我还得到了一束粉色的康乃馨花。回来的路上，黄又去花店买了一篮火红色的康乃馨，这下屋子里春意盎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