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岁月并没有给她留下太多的阴影，也或许是生活的磨难已经让习惯于承受苦难。我看到她时，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详和的、热情的，却唯独没有温润。八十年代乡下，要饭的还比较多，只要被她碰到了，她都会拉进屋里给水喝、给饭吃，走的时候还给带去一大碗。还说“娃们没经过饿肚子的日子，那罪真不是人受的。”
她曾经对一盅黄豆念念不忘，那是六零年最困难的时候，大奶的儿子晚上饿得哇哇叫睡不着，大奶敲开了她的门，她从少得可怜的缸里舀出来一盅黄豆递给她。很多年后，她还记得那盅黄豆。我对此很不解，问“人家饿你不给个馒头，给一盅黄豆干什么？”她说：“嘿，毛头小子掂不来公斤称，就是那一盅黄豆，也是我晚上饿得喝几次水都不舍得吃，留下来给孩子们救命的。”我鼓动她大奶再来时要要。
“让她还你一桶。”
“只借了一盅，哪能让人家还一桶？”
“那让她还你一盅。”“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在乎那一盅黄豆？”说完她自己也笑了。
“我儿子18岁就当队长了。”她说的是大伯，祖父去世时大伯14岁，那时已经算半个劳动力了，大伯生得高大，力气好，据说在生产队劳动没几年就当上了队长，这是一件让她引以为傲的事情。大伯先是当队长后来招工当了工人，二叔和父亲他们几个也都春笋拔尖似地长成了劳动力，那些曾经给她使过绊子的人都没有胆了，她的日子相对的平稳了下来。
但是好景不长，她的好日子刚刚开了个头，儿女的婚姻大事又让她操起了心。我大姑的婚姻因为家庭暴力亮起了红灯。我那前姑父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个浪子弟，他因迷上了赌博，将自己祖上留下的丰厚家业挥霍一空。人一旦染上了赌瘾是不容易戒掉的，前在姑父也是如此。他逼着自己的母亲带着弟弟改了嫁，然后把我大姑吊在地坑院的崖畔上打。七十年代，离婚还是一件遭人唾弃的事情，大家都劝大姑忍忍算了，她却不依了。“难道害怕别人的嫌言碎语就不顾女儿的死活了吗。”村上的支书因为害怕那个浪子的淫威，不敢开介绍信。她从村上告到乡上，然后从乡上告到县上，要来了介绍信，带着大姑跳出了“火炕”，脱离了苦海。
“人是三节草，总有一节好。”当我遇见她的时候，她的日子也到了活得最好的那一节了吧。那时，大伯已退休回家，二伯、三伯、还有我家，我们都毗邻而居。大姑也改嫁到了邻村，姑父虽然是个农民，但为人忠厚善良，待大姑和几个孩子都不错。分家时她秉承了农村人的习惯，跟了她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但是不管谁家来了客人，那天的中午饭她总是作为特邀“嘉宾”参加的。七个孙子七个孙女是她引以为傲的事情。“王母娘娘才有七仙女呢，我一个凡人，也有七仙女，弄是谁个她不羡慕我。”她满脸得意。“14个孩子那一个不是在你奶奶的膝盖头上长大的。”爸爸这样说，但是这些艰辛她却从来没提起过，她的脸上总是挂着满足的微笑。
大伯曾经带她去北京旅游过，坐了飞机，看了毛主席纪念堂。“飞机28个座，我坐第6排第2个座。”八几年的乡下，从村东头数到西头，去过北京、坐过飞机的没几个人，这些都是别人羡慕她的理由，别人夸她“有福气”，她嘴上谦虚着，但是从脸上，我却看到了“心满意足”四个字。
她用“老太婆算账法”，算数算得特别快，她的记忆力也很不错。上一年级的弟弟爬在她旁边做数学题，做一个问一个，做完了还给我显摆：“奶奶算数学题，算地又快又好，从来不会出错。”家里的孩子，出生年月日她都记得牢牢的，一天都差不了。家里卖杏子，小贩拨拉算盘，她却已经报出了钱数，小贩说“老人家头脑清楚得很啊，您没做生意，做生意肯定是个好料。”她不以为然，说“昏头昏脑的女人才好命，像我这种女人克夫，要不然老汉咋那么早走了。”也许，在她的浅意识里是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她喜欢打一种牌，我们方言叫“掀花子”。冬日的周末、节假日，早上起来她就早早烧好坑，吃过饭，一大帮孙子、孙女围在坑头，面前都放着数好的玉米豆，赢了输了都是玉米豆，“红娃子、黑娃子、一副驴”的叫声和笑声响彻了整个小院。在她的带动下，除过我和弟弟，其他的堂姐、堂哥们都是“掀花子”的好手，就连我那刚结婚不久的姐夫们来走亲戚，也都喜欢住一晚，和她掀掀花子。她不会在乎孙子孙女们的学习，那都是娘老子管的事，与她何干。她不厌其烦地想教会我和弟弟“掀花子”，堂姐说奶奶想收你做“关门弟子”。最后看我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对“掀花子”提不起兴趣，才作罢。
她抽烟，但是她自个不会抽，只有家里来了人散烟时别人给她一根她才抽。有一次三叔散烟，没给她，她生了气，从那时候戒了烟。“我自个养大的娃还知道刻薄他妈了。”她晚上睡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好久不理三叔。
她似乎有点偏心，最喜欢二叔，原因是二叔家孩子多，日子过得有点艰难。有一次二叔进她屋子拿东西，她拿着一瓶打开的桔子罐头硬要让二叔尝一口，二叔忙也不愿意尝，将罐头狠狠放在了桌子上。“死倔，跟他死去的爹一个样。”她在背后骂。她最喜欢二叔家的大儿子我大哥，那是她在得了几个孙女以后才得的大孙子，“亲孙子真金子嘛。”每到寒暑假放假，大哥一回家，她就会赶我走：“你去你妈屋里住 ，你大哥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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