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省一模结束，学生开始陆续进入疲惫状态，尤其是省一模成绩不太理想的同学尤为明显。昨晚给一高三学生上课，学生还没坐下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声先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打趣学生，“怎么，还没上课就这么没精打采？”然后听到他连珠炮似的叨叨，“老师，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有多忙，从早到晚在上课，晚自习还被各科老师轮流开小灶，待会我们上完课我还得回家熬夜刷题···我好累啊。”我笑着问他，“真有那么累吗？”学生看着我，犹豫了几秒才回答到，“其实还好，主要是心累。这次考试······”我说，“没事的，我们不是还在努力嘛。”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一口气喝光水瓶里的水，抹了抹嘴说到，“看来今天水没喝够。现在OK了，老师，我们开始上课吧。”
以前每年高考前三个月，上课的部分时间不得不被花在听学生吐槽上。学生虽然表面看起来，除了越来越重的黑眼圈，似乎并无两样，但他们内心满载焦虑、迷茫和不安。这些负面情绪像蔓生的藤蔓一般，肆意生长。过去，我能做的是倾听，然后给予旁观者有限的理解和宽慰。
可是，自2020年11月申请学校以来，我一直在不确定中煎熬，焦虑、迷茫和不安早已缠住我的双脚，我对学生的那种疲惫再熟悉不过。如今，对于那些肆意滋长的情绪，我不再是旁观者，所以，我害怕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给予学生旁观者才有的冷静和笃信。
于是，我只好把疑惑交给时间，告诉学生，也告诉自己，时间让我们不断做出选择，它也终将见证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抵达。
可是，我们都是和时间赛跑的人，无法逃脱在时间无限延长的幻象里疲惫不堪。
2020年伊始，出于一些原因，我决定在已经满满当当的日程表里加上两项，运动和早餐。于是，早晨的闹钟时间被设定在5:30-6:00之间。
过去，我很少睡懒觉，但起得并不算很早，闹钟常年设置在7:00-8:00之间。可是，我是一个每晚都熬夜的人，除非身体不适，很少会在凌晨12点前睡觉。所以，突然减少一个多小时的睡眠时间，于我算是不小的挑战，尤其在隆冬寒风萧瑟的清晨。
近400天的坚持，早起已成习惯，即使在无法安眠的夜晚之后。清晨，5:30，闹钟响起，起床、运动、早餐、洗澡。于是，每天8点左右出门的时候，即使想到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也不会觉得仓皇。
在这些早起的日子里，时间突然变得耐用起来，即使花20分钟吃一顿早餐，看着醇厚的热咖啡缓缓注入乳白的冰牛奶发呆，然后在浓郁的咖啡香气中不紧不慢地吃完一餐，也不会觉得在浪费时间。
可是，这平添的耐用似乎把时间给拉长了，让我不得不惊讶于，一天，24个小时，1440分钟竟有如此的韧性，可以无限塞入焦虑、迷茫和不安。于是，我无数次发现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在读书的时候盯着一行文字无法挪动眼睛，在一个个惊醒的深夜聆听光阴“滴答滴答”流逝的声音······
我们终于可以从容地利用时间，可是，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心力交瘁的疲惫不堪。这笔交易是否划算？或许，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不去锱铢必较，因为在这场与时间的交易里，消耗自己是我们当下拿得出手的唯一筹码。
于是，很多个深夜，我们在疲惫中沉沉睡去，然后在清晨醒来后会感觉好一点。不是疲惫消失不见，而是我们说服了自己去习惯这种疲累。
后记
1月13号，我在许知远的《游荡集》里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主义者”，然后次日凌晨收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博士offer（US NEWS 88）。周四晚上读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再次与“世界主义者”相遇，然后次日凌晨收到了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博士offer（US NEWS 66）。
因为这一次次的巧合，我终于相信，时间在快速而又缓慢的流转中让我们不断选择方向 ，它在急与缓中耐心等待，而我们则拖着疲惫的双脚一次又一次抵达。这，或许才是时间之于我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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