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诉求背后，清晰可见创作者他们的社会担当。在这个电影大多无关宏旨又或是流于廉价煽情的时代，这些作品也因其冷静与勇气，为电影尊严更添了几分厚重。
值得称道的是，这些作品并不像过去很多以社会议题为中心的电影那般，全面向社会新闻式的质感倾斜。影片的内容旨在解析社会不假，但是并不因此而影响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
《血观音》的影像之瑰丽，令其本身足堪成为考究的臻品。《嘉年华》没有去消费少女性侵这一热门话题，也没有沦为简单的煽情或是控诉，反倒在达内兄弟御用摄影师本诺·德福的手持镜头下，颇有几分新浪潮色彩。《囚》所指涉的议题，也已然超越了意识形态，直指人的内心向度。
陶渊明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还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可当不义之事，贫穷之苦出现于号称王道乐土、首善之区的北京时，只怕我们每个人要既忧道，又忧贫。
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贫民窟，若非要将贫民窟比喻为城市的癌症毒瘤的话，那这个毒瘤千万不要动刀割掉。割掉会癌细胞扩散，城市的问题会更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不能失去道义。
侯宝林、关学曾等老辈儿的曲艺人，小时候都过着几近要饭的生活。但他们学了曲艺，在天桥等地撂地演出。演得稍微好些，能进杂耍园子、再到进剧场，还能成名成角儿。另有京西的煤矿，大约普通矿工日工资五毛，学徒工四毛，若没有休息日的话，一个月也能挣十几块大洋。好的跑堂的干上二十年，回乡下也能买房子置地。（原谅我引这段这是为了给关爷爷打call。。。）
富贵本无种，尽从勤中来。
人在历史面前是渺小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城少有长久的富贵，也少有长久的贫瘠。所以老北京人恪守礼教，家家都有佛堂，乐善好施，以善待穷人为荣，赶走穷人为耻。
如今，但凡读过点书的人，已经不易理解什么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了。我们想不到过去人能去买二手的衣服和鞋子（不知是从活人身上抢的，还是从死人身上扒的），也没见过大街上冻饿而死，一卷芦席埋到义地里的“倒卧”。但从逻辑上讲，总归是有的。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果真把考试和吃饭挂钩，一百分的人吃一百分的饭，那么不及格的人，怎么也得给六十分的饭吃。也许我们养不起那么多不及格的人，也很难一时让他们拿高分，但真把得零分的都饿死？于心何忍呢！中国走过弯路，人人都穷过，做人不能忘本，不能没有体恤，更不能张嘴“何不食肉糜”，尤其是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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