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七歲喪父，他父親身前是上海老城廂九曲橋邊上一家書畫店的職員。我和姨妈一起逛老城厢，她会边走边指着大街边的商铺告诉我她童年时的街景和童年在那里玩耍的趣事，譬如溜进戏楼看戏，爬上城皇庙前的旗杆石墩上往下跳等往事。
母亲从未对我们说起她小时候在老城厢的日子，也许是那时还小对那里的印象不深。但她多次说起她童年读书、年少从职的往事。听多了，现在想起来满眼都是活生生的人和事，仿佛自己是一个在场的见证人。
母亲八岁时，她们已经回浦东老家了。外婆在洋泾古镇上租了一间极小的门面房，出售香烛锡箔等祭奠用品，过去奔丧都是提着串好的锡箔纸锭上门的，外婆和她的女儿们就是靠出售手工制作的纸锭纸元宝糊口的。母亲的爷爷是个“写字”人，他在家里放一张写字台，专门替人写招幌、写各种契约、写家信等贴维持生计。
这太姥爷的母亲是家中的小妾，没生过孩子，她从逃荒的安徽人家要来的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我的太姥爷。太姥爷打小就是一个放牛娃，他能断文识字全得益于私塾先生的仁厚。太姥爷小时候一边放牛一边在私塾的窗外旁听，他的读物都是别人不要了的，他的毛笔字是在一块大青石上以水为墨练就的。他天天站着练大字，听母亲说她爷爷这个习惯一直到70多岁卧床临近黄泉路边的那一时间。
老镇拆迁那年，一位老街坊告诉我母亲，她家箱子里还藏有一张解放前的地契，那是“胡老老”墨迹。街坊说：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现在是没人会写这种漂亮的字了。
我对母亲说：你去问她要来吧，我要向老祖宗太姥爷讨点灵气。
母亲认真地对我说：人家屋里的房产字据，哪能肯送拨侬！
其实这已经是一张废纸了，珍贵的价值只是在老年人眼光里，在我的胡思乱想里。
母亲九岁时，她爷爷去找镇上的保长，希望保长到国立小学要一个免费生的名额。学校对免费生的要求是各门功课在班里必须是前三名。母亲认真好学做到了，初小期间她跳级一次。母亲曾告诉我，有一次地理考试她成绩班上第七名，因此被老师痛骂了一顿。
母亲的文体成绩在学校里也是优秀的。她91岁那年我和她一起去五角场，在出租车上她打听体育场在哪个方向。
那是多少年前的体育场啊？她在回忆少年时参加上海市小学生运动会的往事。那个体育场地我估计就在现在的体育学院里，现在面目一定全非。 在母亲的记忆中无疑犹新犹趣——一队孩子从浦东洋泾国小步行到五角场，当夜住宿客栈。。那次运动会中的踢毽子项目她还获得了奖状。
说到保长又让我想起瘟哥母亲在厂里被批斗的往事。真弄不懂好事者从那儿得到她爷爷做过保长的信息。太姥爷1949年秋天病故的，听我外婆说：老底子好像是做过小保长，那是外公还活着。可怜的母亲她哪能知道这些陈年烂古董的事呢！
但是有些陈年古董母亲记得非常清楚。抗战时期东洋人在浦东洋泾西栅口洋房里（这幢洋房我们小时候称它为火烧房子，解放前也是国民党的军队的机关，60年代那里还留着被大火烧毁的遗址，后来修葺成民房。现在彻底消失，原址就在公立医院的大门边）的设了公署，一幢房子由日本兵把守，其中一个矮短短的东洋人小队长，大家都称他为：东洋赤佬。镇上所有的女孩都像避恶魔似的躲开他。有一天母亲提着热水瓶到老虎灶去泡水，在弄堂口看到小队长站在那里，她吓煞了，赶紧从老虎灶后门逃走。东洋赤佬欺侮女孩当时镇上家喻户晓。
有一个晚上，那个小队长到街上敲小米店（卖杂粮的人家）排门。店主无奈开门让他进屋。小队长开口就要他家两个女儿出来。店主告诉他，两个女儿走亲戚去了，刚巧不在家。其实那两个可怜的女孩从楼上爬出老虎天窗里从屋顶翻到邻居家里躲起来了。东洋赤佬就因为白天看到了店家的两少女，晚上就凶神恶煞般进门要她们了。
第二天女孩的父亲约了保长带着礼品到公署给小队长打招呼，在自己的老土地上，在自己的门口花钱消灾。
那两个女孩现在都在老奶奶年龄上作古了，母亲指点我看的那扇老虎天窗也已被拆迁耙平了，但是这个印象在我心里永远也不作古，永远也拆不走了。
还有一件事，我听了好多遍了。一说起母亲就恨恨地说：东洋人老坏的。
日本人投降那一天，母亲在写字间上班。厂里所有的东洋人跪在一间办公室里听收音机里天皇的诏书。当时厂内厂外鞭炮声不断。有个东洋人走到母亲他们工作处问他们：为啥放鞭炮，你们晓得吗？母亲他们回答：不晓得。那位东阳人冷笑着说：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都不晓得。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确实不知道！
我母亲的旧影，朋友说她戴上眼镜像知识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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