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历史记载的年代说，从春秋时期的周平王元年（前770年）至民国结束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黄河重要改道共26次，下游决口造成的水患共1500多次。
黄河，现在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共9个省区，于山东垦利县入渤海。
黄河，其因含沙量大，水色浊黄而得名。古人最早不称“黄河”而称“河”，“河”是“黄河”的专用名。《汉书》中，始有“黄河”一称。但是，大约作于汉晋之间的《水经》，以及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仍称“黄河”为“河”。
《山海经》曰：“昆仑虚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尔雅》云：“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
现在对黄河源头及流域已探明得十分精确——其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卡日曲；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24万平方公里。
从源头至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是黄河的上游。从河口镇至河南郑州附近的桃花峪，是黄河的中游。再往下一直到入海，是黄河的下游。
黄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
至晚在距今80万年前，黄河流域已经有人类活动，“蓝田猿人”头盖骨的出土，是最好证明。
之后，此流域又存在旧石器中期的“丁村人文化”和旧石器晚期的“河套人文化”，皆有诸多遗存被发现。
新石器中期的“仰韶文化”，以及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由酝酿到形成的关键期，均出现于黄河流域。
如司马迁所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但是，黄河又的确被称作是“中国的忧患”。
前述的黄河改道及水患，波及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苏和安徽北部，受灾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
现在的黄河入海口，即因咸丰五年（1855年）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河道决口而形成。
历代史籍中对黄河水灾的极大危害不绝于书。
黄河
黄河水灾的重要原因，是黄河中游河道急转南下，穿行于山西陕西交界之山谷。这一带是世界最大的黄土高原，黄河河槽“下切”深，湍急水流冲刷裹挟走大量泥沙。而上游的“凌汛”又常常致使“冰坝”拥塞，水位高升，奔流而下的汹涌水流加剧了冲刷力。
黄河每年平均从中上游挟带16亿吨泥沙，至少有4亿吨淤积于下游河道，这使河水逐年抬高，水面高出堤外两岸平原3到5米，有的地方甚至高出10米，造成黄河决口及泛滥主要发生于此。
以陕西水文站为例，黄河水年平均含沙量曾为36.9公斤/立方米。
《水经注》说：“汉大司马张仲议曰：‘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竟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则河决，以其噎不泄也。’”
黄河
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之所以必然走向统一而非分裂，因为有两大要素，一是西北部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需要有一个团结统一的中原王朝来抵御和防范；二是黄河流域频发的水灾，需要一个大一统的政权来协调组织防范和治理。
他说：“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与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趋势。”
他还举周襄王元年（前651年）齐桓公的“葵丘之盟”为例，说“盟誓”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各诸侯国如何协调应对水灾。“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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