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隐”、“忘忧”作为围棋的雅称虽然出现于东晋，但自此以后，却为历代文士所激赏，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共识。这在他们吟咏围棋的诗词之中俯拾皆是，我们不妨顺手摘引数例：
手谈标昔美，坐隐逸前良。
——李世民《五言咏棋》
坐隐不知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
——黄庭坚《弈棋二首呈任公渐》
棋局每坐隐，屏山时卧游。
——陆游《夏日》
小阁疏帘花影移，忘忧忧转觉难支。
——毕沅《后观棋绝句四首》
凡此种种都清楚地表明，“坐隐”与“忘忧”作为围棋的别名，获得了后世文人的普遍认同。如果说东晋文人称围棋为“坐隐”和“忘忧”有其特定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氛围的话，那么，后世文人的认同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指称契合了传统文化所铸就的文人士大夫的价值取向。
我们先看“坐隐”。
“坐隐”的核心在于一个“隐”字。在一般的意义上，“隐”是与“仕”相对而言的，在中国文人心目中，“隐”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则是一种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
以儒家思想而论，其主导倾向固然是偏于人世，即治国安邦、拯世惠民，但也并不绝对拒斥“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透露出其中消息。从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的角度来看，“独善其身”正是“隐”的境界。也就是说，在儒家那里，是“隐”还是“仕”，主要根据当下情境的“穷”与“达”作出抉择，这一点就连儒家宗师孔子也不例外。孔子一生都在奔走呼号，企图重建以“仁政”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但当屡遭挫折之后，也不无感慨地表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甚至萌生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念头。当然，在现实行为的层面上，孔子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的“隐”，但在价值观念的向度上，“隐”却始终居有一席之地。
以道家思想而论，其主导倾向无疑是偏于避世，尤其在庄子那里，这种倾向表现得极其充分。置身于乱世之中，面对勾心斗角、机诈百出乃至腥风血雨的现实，庄子既无回天之望，更无救世之力，他唯一的追求就是能够在精神上保持一方净土。于是，避世归隐、全身保真成为理所当然的价值选择，他所不惮其烦地标举的“逍遥”、“心斋”、“坐忘”、“物化”，实质上都是这种价值取向的具体展开。
如果说儒道思想是建构中国文士精神世界的主要力量的话，那么，“隐”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就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隐士总是与高洁绝尘的品格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崇陶”（推崇陶渊明）现象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人文景观。
从文化内涵来看，“隐”的实质在于保持精神的宁静、独立和自由，不受现实的束缚和世俗的污染，即所谓“出污泥而不染”，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因此，围绕这一终极人生至境，“隐”的具体行为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居山林僻野，体自然真趣，固然是一种“隐”，但置身于闹市通衢而能淡泊于功名利禄，又何尝不是一种“隐”。陶渊明这位真隐士的《饮酒》组诗之五颇有意思，诗前四句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能否真隐，关键在于是否“心远”，倘能“心远”，即使人境结庐，亦不妨游心世外。正是着眼于这一点，白居易才有“中隐”之说：“大隐住朝市，小隐人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中隐》）。这里“隐”的大、中、小之分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即使身居庙堂之高，仍不妨心游江湖之远，关键在于精神本身的指向。
既然“隐”是文人士大夫们心向往之的一种人生境界而同时又不必一定结庐于山林之间，根本的还在于主体的精神指向，这就为求“隐”广开了方便之门。如前所述，围棋是一个拒斥现实关系的特殊世界，置身局前，便可神游方外；沉思局中，自人别一洞天。即便官衙之中，仍不妨体味隐逸之趣。如此看来，呼其“坐隐”，固无不当，而认同这一称谓，更在于它满足了文士们的旨趣。
我们再看“忘忧”。
毫无疑问，“忧”是中国文人士大夫最为普遍的人生体验，上则忧道患志，忧国患民，下则忧己患名，忧生患命，真可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决非仅是某一特定条件下的感慨，而实在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的文士们的普遍情绪。平心而论，能够深刻地体验到忧患，是人的自我意识趋于觉醒的标志，也是一种文化形态走向成熟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个体在体验到深重忧伤的同时，几乎会本能地寻求抚慰与解脱，以维系生命活动的展开。应该说排遣忧伤情结的具体方式是很多的，沉湎于声色，麻醉于美酒，溶迹于俗务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无不可。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通过强烈的感官刺激以麻木忧伤的心灵，但对于文士们来说，更重要更普遍的则是企图通过精神的代偿以获得忧伤的排遣与解脱。因此，他们的选择多数是指向不失风雅的活动，如吟诗作画、抚琴弄弦、静心作书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视围棋为“忘忧”能够被他们所接受和认同。所谓“时引方外人，百忧销一局”（文同《棋轩》）、“佳日剧棋忘旅恨，短衣驰射压儒酸”（陆游《初春遣兴》），无不表明了这种倾向。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到，文士们以“忘忧”称谓围棋所显示的文化内蕴，不仅在于以此作为排遣忧患的手段，更在于他们企图将精神导人一个无限的自由空间，从而超越有限的樊笼强加给精神的苦难。（老王不卖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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