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恭帝即位时年仅七岁，“主少国疑”，赵匡胤当时是殿前都点检（即皇城禁军中的高级军官），他利用“点检”做的“神符”，精心策划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代周建宋。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他人谎报军情，奏称：“契丹入寇，河东（指北汉）贼军自土门（土门关亦称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北）东下，与蕃寇（指辽军）合势。”
后周首相范质与次相王溥商议对策，而王溥早已“阴效诚款”，投靠赵匡胤，遂极力促成范质决策，派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率殿前、侍卫二司精兵北上抗击，赵匡胤首先将关系较疏而名望与己相近的殿前司副长官副都点检慕容延钊调离，命他率前军先一日出发，随即散布流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引发“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关系最密切的“义社兄弟”、殿前司都指挥使石守信与都虞候王审琦成为驻守京城的殿前司最高指挥官，被赵匡胤部署为内应。
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率大军北上，当晚到达陈桥驿（在当时的黄河南岸，今河南封丘南，在今黄河北岸）。这时慕容延钊所率的先锋部队已渡过黄河北上，因而既不在兵变现场，又有黄河的阻隔，不会成为兵变的阻力。
时机成熟，“军士聚于驿门，俄而列校毕集”，要“先策点检为天子”，赵匡胤的心腹幕僚李处耘即向赵匡胤的二弟赵匡义报告进展情况。赵匡义、李处耘遂与赵匡胤的心腹王彦昇、马仁瑀、李汉超以及兵变预谋者之一的赵普等商定，大军于次日返回首都以夺取政权，同时严厉禁止军士们惯行的五代以来兵变后的抢劫行为，以稳定民心。
在取得将领们的承诺后，赵“普与匡义入白太祖”，并立即进行部署。连夜派心腹小军官郭延赟驰返京城，通知石守信、王审琦作好内应的准备，石、王接报后随即命令“将士环列待旦”，随时接应兵变部队进城。
次日清晨，将士们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诸校列拜曰：‘诸军无主，愿策点检为天子。’传呼万岁，声闻数十里”。于是赵匡胤穿上皇帝的黄袍，重申不得凌辱后周太后、少帝及公卿大臣，不得抢劫市民（当时称“夯市”）、抢劫政府仓库的禁令，率大军返回京城。
赵匡胤一面派心腹潘美前去向宰相等大臣通报兵变夺权事，一面派楚昭辅保护自己的家属并告知事变经过。在石守信等的接引下，兵变部队顺利进入京城。石守信后被列为开国第一功臣，内应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当日（初四），正在早朝的在京最高军事指挥官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见状立即奔回家，准备率军抗击兵变部队，为赵匡胤心腹殿前司的散员指挥使王彦昇追杀于家中；也有记载称：“韩通以亲卫战于阙下，败死。”
控制京城以后，至关重要的是争取后周首相范质的支持。赵匡胤在从军之初，就亲见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在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第一次兵变后回京，因为得不到首相冯道的支持而没能代汉建周，后不得不利用出兵之机，在澶州发动第二次兵变，才得以废汉建周，因而，他在回到殿前司公署之后，即脱下黄袍，命将士们将宰相范质等带到殿前司公署内。
范质面对着如狼似虎的士兵，当面质问赵匡胤：“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完全无视赵匡胤已被拥立为皇帝的现实，仍以“太尉”称赵匡胤，赵匡胤也只得“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不得不装出无奈的样子。他的心腹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立即举刀威胁范质说：“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
范质看到大势已去、回天乏力，为了避免后周代汉时杀害嗣君惨剧的重演，遂提出条件，要赵匡胤举行禅让之礼，以取代周朝，而且要“事（周）太后如母，养少主（恭帝）如子，无负先帝（世宗）旧恩”，赵匡胤一一答应。这时，早已投靠赵匡胤的次相“王溥先拜”，范“质不得已从之”。
在崇元殿举行禅代礼后，赵匡胤正式登基，是为太祖。次日（正月初五，960年2月4日）以所领归德军节镇宋州，建国号为宋，改后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宋朝正式建立，史称北宋，仍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二弟赵匡义被“赐名”赵光义。
“黄袍加身”，是赵匡胤的一大创造。
从此，“黄袍加身”成为一个历史典故，也成为夺取政权，甚至引申为取得某种权位的代名词。
其实，类似的事件在后周建立者郭威身上也曾发生过。后汉乾祐三年（950年）澶州兵变时，哗变将士“或裂黄旗以被（郭）威体”(14)；《旧五代史》卷110《周书·太祖纪》也作：“或有裂黄旗以被帝（郭威）体，以代赭袍。”只是郭威临时以黄旗代黄袍、赭袍，而赵匡胤则是事前为兵变夺权制作了黄袍以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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