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争论，说中国的贫困地区还很多，为什么还要一直借钱给西方国家。

实际上，中国借钱给西方国家也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经济崛起。 但这个过程反过来导致了西方的经济危机，并且带来了最近一两年来西方政治的保守化趋势，川普上台就是这种保守化趋势的一个基本反映。

西方遇到的一系列困境，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会伤害到中国的国家利益。 这一讲咱们就来说一下这背后的机理。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讨论，也就是对于双循环结构当中第一循环的讨论。

用经济手段解决困境

西方国家在最近几年遭遇到的这一系列困境，都是技术变迁所导致的，这个过程还间接促成了中国的崛起。

回顾历史，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历史上都出现过多次技术变迁所导致的秩序失衡，以至于引发一系列的危机。但这次西方世界的失衡和过去有很大的不一样，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和以往都不一样。

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技术变迁肯定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前都是传统经济，财富的增长很缓慢。工业革命让财富像井喷一样涌了出来，这是此前人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海量财富突然之间从天而降，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如何分配财富就成了个严峻的问题。 如果分配不当，有可能引发剧烈的冲突。

想象一下，你突然中了五百万大奖，很快你就会发现冒出来一大帮你平时不怎么联系、甚至没怎么听过的亲戚。大家都想分一杯羹，结果就引发了一大堆家庭矛盾，闹得厉害了，家庭散伙都有可能。

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比中彩票的情况复杂得多。因为此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那会儿的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但是富人的财产上都附着了很多的社会义务，比如救助穷人、修筑道路等公共设施，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因为贫富差别产生撕裂。

工业社会建立起来之后，新涌现的财富上并不附着什么社会义务。经过几次政治革命，旧有财富上的义务基本也没了，穷人没法再分享财富的好处，社会于是开始产生阶级对立。

这种对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这就是19世纪前期出现各种社会主义理念的原因，人们开始琢磨怎样设计一种更好的制度，来解决分配问题。

西方的这种分配问题，在19世纪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解决的，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的。

随着技术不断创新，工业革命不断向前迭代发展，西方的经济发展效率变得更高，对外征服的能力也变得更强。这让西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供内部分配。

穷人能够更多地分享到新出现的财富，主要途径也不是政府的二次分配。而是通过技术革命拉动出新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

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蒸汽机的发明是核心，拉动了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这又拉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等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内燃机的发明是核心，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同时拉动了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拉动了公路建设的发展，拉动了更加复杂的金融业发展等等。

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了原子能、航天技术和电子技术等，仍然能够拉动出大量过去并不存在的新行业出来，并且让早就存在的老行业也都获得了更大的市场机会。

这样一来，创新部门在此过程中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其他被拉动起来的部门至少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西方社会滚滚而来的新财富分配问题因此而获得解决。

打个比方，你中了五百万之后，来了一堆眼红的亲戚。但你不是跟他们吵架，而是给每人分了一笔钱，作为初始投资，让亲戚们去开个买卖。之后，亲戚们发展起来了，你的投资也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回你的财富已经远远多于五百万了，但是亲戚们也比过去过得好多了，于是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

但是进入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

西方世界进入到了又一轮的创新周期。前面说过，这一轮创新的结果是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出现。

这就让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对着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最新这一轮的创新经济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西方本土，而是在中国。

中国踩上了这个风口，成为世界工厂。 而在美国这边，创新经济虽然带来巨额财富，但传统行业大量衰落，于是出现了中部地区著名的锈带，也就是生锈的地带。这一带在过去是美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钢铁、化工、汽车等等产业都是世界级的，但是现在出现严重地衰败和失业现象。

于是，美国内部一种很严重的不均衡就浮现出来了。它的创新部门仍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整个国家的经济宏观数据看上去很漂亮，但是仔细看内部的分配结构的话，却会发现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

美国的草根阶层很难参与到新财富的分配当中去，传统工业经济的萎缩，甚至让草根们不断地有受损感。

有经济学家把美国90年代以来的强劲复苏叫做“失业型复苏”，就是说通过大规模创新的拉动，经济确实复苏了，但却仍然伴随着大量失业。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这最新一轮创新经济当中，却成了一个现实。

政治手段对冲经济困境

既然经济手段不奏效，政治手段就会被提上台面，以对冲掉经济过程所带来的问题。

这一轮政治对冲有个复杂的过程，先是政府的主动行为，结果导致了西方的经济危机。之后又有民间的反弹，导致了近期西方世界的保守化。

以美国为例，来看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一轮创新经济的影响逐渐显露，中国开始接受西方的制造业大规模外包，西方的传统工业也逐渐开始萎缩，很多人失业，没失业的人也大多收入下降。

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为了让本国低收入者的处境看起来不那么糟糕，努力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大家都能住上满意的房子，能够进行各种借贷消费，就觉得日子还不错。 平民们满意，总统也就能够获得更多选票。

可是低收入者的信用资质不好，不容易贷款，“居者有其屋”怎样才能实现呢？

这两届美国政府想起来，早在30年代大危机时期成立过两个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它们就是用来帮助穷人获得低息住房贷款的。

给穷人的贷款风险性都比较高，但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把这些高风险贷款和低风险贷款给打包在一块儿，变成证券之后出售给其他投资者。这些证券背后有着联邦政府隐性的政治担保，于是又多了一层低风险外衣，所以这种证券就变得很好卖。

美国不仅仅有大量的这种住房贷款，还有大量的日常消费的贷款。这些融资需求都被投行变成了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转化为一系列债券售出。

欧洲国家的做法也差不太多， 通过政府的担保行为，来提供大量低息贷款，这就扭曲了资本市场 。高风险的人群本来是无法获得低息贷款的，但是政府担保让利息降下来了，相当于用政治干预经济，这是第一轮的政治手段对冲经济。

为什么当权者要这么做呢？他们试图用这个来确保选票。

中国是依托全球产业格局的变迁而获得经济崛起的，这种经济逻辑意味着中国必须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这就需要外部世界有发达的消费能力。 这样，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才有用武之地，否则根本没法出口。

过去也有很多别的新兴经济体像亚洲四小龙之类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其经济成长也是依赖于西方世界的市场需求，但这些经济体规模较小，其出口容易被外部世界所吸收，不会引起严重的经济失衡。

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它的出口导向必定意味着外部世界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失衡。 这就意味着外部世界就没有消费能力了，这样中国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

为此，中国不得不将自己通过出口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用来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为其融资，以便让它们始终能买得起中国的东西。

但是这个过程对西方也不是好事，因为从中国来的大量贷款，维持着西方的低利率，人们总觉得借钱很划算，愿意大肆消费。

西方世界的“失业型复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好转，那些贷款的穷人，只是借新债还旧债，风险就越积累越大，终于到2008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一来，西方的消费能力下降，中国的出口马上遭遇困境。 于是就有了最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艰难状况。

不要以为仅仅是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这么简单，是因为世界市场的需求下降了。而这种下降是因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导致了西方国家严重的内在失衡，于是西方世界的消费能力大幅下降。

中国在不断努力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来缓冲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是内需的扩大根本抵消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需求下降，所以中国仍然在艰难度日。

西方就更郁闷了，过去还有“失业型复苏”，现在只是失业了，民怨越来越大，就会要求政府采取本国优先的政治立场。排除掉移民的竞争，排除掉外国商品的竞争，保障本国人的福利，等等。

在选票的压力下，西方政府近年逐渐地开始保守化转向，这就是第二轮的政治手段对冲经济。 包括川普上台，英国退欧，欧洲若干个国家保守政党上台，乃至于最近看到的西方国家发生的文革一般的社会冲突，都是第二轮政治对冲经济的表现。

可是，前面几讲说过世界经济结构变迁的逻辑，这个逻辑决定了保守化转向不可能帮助西方国家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在西方的这一轮转向过程中，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为 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今天已经是全球性的 ，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是在非常深刻的意义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西方的保守化一定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和西方之间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和空间。

过往的国际贸易治理规则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崛起之后的世界，因此需要中国与西方进行贸易谈判，用一种新的国际治理秩序来调整世界的失衡。但是这种谈判注定是艰难的，甚至到了今天，双方关于问题的理解，关于谈判的意愿上仍然有巨大的差异。

为了弥合这种差异， 中国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都需要深刻地调整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对于自己的理解，打开更为广阔的视野，才有可能找到更加深层的利益交汇点 ，谈判才能形成建设性的成果。

---

本讲小结

在历史上，西方的创新都会带来社会的失衡。但通过经济的发展，拉动新的产业，可以消化掉这种失衡。

最新一轮的创新，新拉动出的产业却不在西方本土而在中国，这导致了西方世界如今的危机。

西方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对冲经济困境，并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会带来新的问题，也伤害自己和中国的利益。

西方的失衡没办法通过自己来消化，必须在与中国的互动过程中，在一个更大的国际治理框架之下，找到消化的办法。这需要中国与西方都要在观念层面发生深刻的变化，才能突破当下的困境。

然而， 失衡是在双循环的结构里面普遍发生的，视野只局限在第一循环里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