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家庭拮据的情况下度过的。当时是七十年代早期，国家经济困难，老百姓的日子普遍简朴，我们姊妹兄弟五个和母亲从农村随父亲移居一家不大的国企的宿舍区，那是一排排的平房，房前屋后都是各家种的小菜地，补贴家用。全家只有父亲是正式工作，母亲在一家纸袋厂做临时工，大姐在不远处的村里“上山下乡”——“插队”。二姐、我、妹妹和弟弟都在上学，人口多、收入少，因此生活条件比周围的家庭更加困难。
我至今厌食红薯、南瓜、玉米面、水腌酸菜等，因为年少时长期单调反复食用，形成肠胃的特别反应。爸爸性格和善，从来没有吵嚷过儿女，也许与我们自小跟随母亲在农村长大，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有关。妈妈脾气倔强、精明能干，全家的经济大权全部由母亲一人把握。父亲每月发工资后，回到家第一件事，总是笑眯眯地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叠钱，口里念念有词：“全部交给你！”
母亲接过钱，露出少有的灿烂笑容，仿佛甘泉流过山涧。父亲得意地“哈哈”笑着，我在旁边也跟着笑了。因为这个月的生活开销，包括油盐酱醋，菜和玉米面有依靠了。父亲的工资是全家的主要收入，对每个月全家的生活供应至关重要。
妈妈和爸爸从来不乱花一分钱，每月的菲薄收入大都用来买食物。记得有一次放学后，我回到家嚷着要母亲买一个“红旗本”，竟被一口拒绝。我一气之下，整个下午逃学不回家，急得爸爸跑到广播站央求播音员用大喇叭通知我赶快回家，妈妈则匆匆去供销社买下崭新的红旗本放在家里吃饭的小桌上等我。此事我至今想起来都很内疚，因为太不理解父母的难处了，他们要把所有可能的钱挤出来，供儿女们吃饭用。我们正在长身体，饭量都大，每次开饭大有“风卷残云”之势，而且消化也快。
记得当时家里曾断粮一次，那天父母去县城粮站买供应粮，我和二姐翻遍厨房，没有一点熟食可吃，玉米面袋子空瘪着。我在墙角找到估摸一斤多高粱米面，急忙放锅烧水，倒入高粱米面，用筷子不停地搅。高粱米糊糊深红色，喝的时候微甜，但不可口。傍晚，父母买粮归来，全家才饱吃一顿玉米和少量白面掺合的面片饭。
二姐工作后，家庭条件好转，家里添置的新衣服和被褥多了。
我参加工作后，在一家国企做钳工，辛苦劳动一个月，终于第一次领到自己的工资。我怀揣着一叠钞票，骑着自行车，兴冲冲地跑到纸袋厂找到正在忙碌工作的妈妈。她正在用手叠一沓子牛皮纸袋，线手套多处已经磨烂，露出手指头。母亲见到我，很是惊奇，因为我很少去她工作的地方。我掏出工资，连带毛钱和分钱一起交给母亲。母亲听到我的解释，欣然接过，露出自豪的笑容。母亲的同事们见此都大声地羡慕母亲和夸奖我，我急忙转身离开。回家的路上，我感觉格外的满足，因为我终于可以在经济上助母亲和全家一臂之力。不久，家里添置一台黑白电视机，每晚许多邻居聚拢过来看电视，家里格外热闹。
妹妹和弟弟相继上班后，全家变得富裕，每次厂里发米面油，家里堆积很多，母亲甚至专门找来一个小瓮来盛卫生油。母亲不要求妹妹每月交工资，让她好好买几身时髦的衣服和零用。妹妹用自己的钱买了一架不错的电钢琴。
我结婚后，开始时与父母一块住平房，我和妻子的大部分工资全部交给妈妈。因为我不想父母操劳得太累，想让他们多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后来，听说要集资盖楼房，我和妻子才留一半，交一半工资。 两年后，在父母的资助下，我和妻子、儿子搬进新楼房。父亲特意花高价买一台进口的松下电视机送过来，质量特别好，用了好多年。
父亲不幸因病过世后，我和姐妹、弟弟商定，每年春节前各自把分摊的生活费交给妈妈，大家总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妈妈加上家属补助和养老保险金，衣食无忧，心情愉快。只是望着妈妈多年做临时工，导致的手关节变形，以及有点佝的右小腿，我们心疼不已。我明白：“交再多的钱，买不回母亲当年的健壮和风姿年华，也无法报答她老人家春天般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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