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法院对于于欢的判决过重，于情于理，这个案子都应该从轻处罚。
于理来说。第一，高利贷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违法的，原本苏银霞向吴学占的借款只有135万元，其后，已经还了184万元外加一套70万元的房产，如果不是高利贷，这笔借款早就已经还清了，根本不存在老赖的说法，难道法院和公安局还要支持高利贷这种行为？第二，非法监禁、辱骂、侮辱、殴打这些违法收债的行为是不是违法在先？在警察到场随即离开的时候，非法监禁依然没有解除，极端情况下做出的自卫行为难道不应该从轻处罚？
于情来说。作为一个男人，在其母亲被非法监禁被侮辱的情况下，如果不愿不敢不能出手，那还算是一个男人吗？一个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算不得一个男人。套用李伯清微博里的一段话：语言方式辱我母亲者，我必反辱之！这是行人道。行动方式辱我母亲者，我必诉讼之！这是行王道。极端方式辱我母亲者，我必杀之！这是行天道，替天行道！
然后，我想对网络上对“刺死辱母者”事件的一些批评做一点回应。其实，对这个事件站在相反立场的指责，主要也就这么3点。
一是说《南方周末》的报道有失准确。但是全文看下来，批评的文章也就只提出“极端方式侮辱”和“随即离开”这两个表述容易误导读者。对于此，我认为，一篇详实客观内容很多的报道，全篇查找下来，只有两个细微的表述容易被夸大理解，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摸着良心说，《南方周末》的文章，是很客观，同时论证也很充分的，比起那些《震惊、、、震惊、、、》，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二是说舆论不应该影响司法公正。第一，你要知道，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在阳光下运行，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而舆论正是监督的一种体现。第二，舆论真的会给司法公正带来负面效应？不见得吧，公正的东西如何见不得阳光？经不起推敲？如果判决本身不存在问题，那么向民众做出合乎法律的解释即可；如果确实存在问题，难道不应该改判吗？应该将错就错？这些年，我们没有过冤假错案？法院对一个案子的判决是绝对的？没有上下浮动的空间？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你想一想，以我们的人生阅历、生活经验来看，假如是一个没有被媒体报道过的违法案件，一个是普通农民的儿子，一个是某政法系统领导的儿子，最后的量刑会是一样的吗？
三是一些无稽之谈，把所有对公安、法院、政府和社会等有负面报道的，都说成是居心不良，然后扣高帽子。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才从朝鲜移民过来，如果是，我建议还是回朝鲜比较好，如果一定要留在中国，那建议你每天只看《新闻联播》就好了。
媒体、舆论和司法机关追求的目标都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探寻事实真相，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媒体和舆论本来就应该负有对司法公正的监督义务，不要说什么这些不应该影响司法。韩国的电影《熔炉》能够促进韩国的立法，没有人说这个电影是居心叵测，因为公道自在人心。
引用新闻传播学里面的一个观点：我们不应该担心舆论会导致不公正和偏见，也许在舆论的最开始，会存在各种极端的，只有情绪和态度却没有观点和论证的评论，但之后，舆论会在摆动和激荡后渐渐回归到一个理性的、接近公平的点，而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公平公正。一个没有媒体报道，没有舆论的，大家都不敢说自己观点的社会才是可怕的，但愿我们的社会一直都能够是多元化的、开放的、公平正义的。——起初他们迫害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马克思的信徒。后来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日耳曼人。再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牧师。最后他们迫害到我头上，我环顾四周，却再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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