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昨天的，
钱谦益《冯定远诗序》云：“古之为诗者，必有独立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轮囷偪塞，偃蹇排奡，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者，然后其人始能为诗，而为之必工。”钱氏所谓“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者，既是诗人之心，亦是诗人之诗。
性格愈是独特的诗人，感情亦异常秾摰执著，其诗就愈是费解，即所谓“深人无浅语”者。如李商隐《锦瑟》一类的诗，相信起作者于九原之下，也未必能清清楚楚地说明自己的“元意”。
如上文所说，诗人是敏感的，多变的，神经不稳定甚至不正常，只有诗，才能收纳他那泛滥而无所依归的感情。学者们以其坚实的逻辑思维去理解诗人及其诗作，恐怕是极不容易的，冯班《钝吟杂录》云：“宋人诗逐字逐句讲不得，须另具一副心眼，方知他好处。
何止宋人诗，各代诗亦复如是，“另具一副心眼”，可理解为学诗者须摆脱一己常人之心，转换成诗人特异之心。先要“忘我”，才能进而求古诗人之心。可是人生在世，对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朋友，都无法完全了解，何况间隔了几个世代的古人呢，更何况是深微旨义的古人之诗呢。
今人与古人的思想、感情、言行、生活习惯、处事方式等等，都有很大的距离，要正确理解诗意，先要尽可能设身处地去理解古人，特别是去理解诗人那种独立之性，旁出之情。
以上所举的多是古人的论述，以说明解诗之难，而当代人注古人诗，比前人解诗更多一重难处，那就是难以逾越的时代差距。
近百年，中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整个社会环境，语言环境都有了质的变化，今人要进入古代的诗境，理解古人的诗心，比百年前的人困难得多。
一些古人习知的史实，常用的典故，对今人来说，已显得陌生和艰深，经史子集中的名著，当代学者已不能尽读，更不用说成诵了。这就是时人的注本中出现大量的常识性错误的主要原因。
注释古代诗歌，应有历史感，力图以古人的眼光去看古人，以诗人的眼光去看诗歌。只有置身于古代诗人的语境中，才有可能较为正确、全面地理解古代诗歌。才能做好注释工作。所以，设身处地四字，是注释的要素。
《文心雕龙·知音》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知音难得，诗人自己也深知，是以杜甫在叹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今之人欲作古人知音，亦诚难矣。
然而，刘氏又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
今人若能深于识照，显幽达理，虽不能起古人于九原之下面晤，亦有望作古人之异代知音，超越时空而与诗人作心灵对话，然周裕锴又云：“任何希望超越千百年之上的时空距离，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与作者的自我合而为一的理想，都只是一个虚幻的梦。”
是以注释家陷于两难之中，既要领会诗人当日的诗心，又知道难以真正的“思接千载”，能做到的只是孟子所谓“尽心”而已。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思想都是有限的，学诗者只能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将心比心，尽可能亲近古人，契合古人。
《四库全书总目》陈经《尚书详解》提要曰：“《自序》称今日语诸友以读此书之法，当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书，吾心与是书相契而无间。”读者要体会诗人之心，不应以今人的思想去衡量古人、要求古人。
人心有真伪，而诗亦有真伪，学诗者须双目如电，洞察其心灵之至幽至远处。《抱朴子·应嘲》主张文字应“心口相契”，批评“违情曲笔，错滥真伪”者；《文心雕龙·情采》亦反对“为文造情”，认为“言与志反，文岂足徵”。
言为心声，诗人为诗，亦当为个人精神世界之真实写照，然而亦有如元好问所云“心画心声总失真”者，顾炎武《日知录·文辞欺人》亦云：“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
诗人以文辞欺人，苟就其言而取之，则易为所欺。学诗者欲求诗之本意，自当烛其本心。顾氏又云：“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
《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
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顾氏举出《黍离》之大夫、屈原、陶潜以为情之真者，举出谢灵运、王维为情之伪者。这种真伪之别极为微妙，然解诗者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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