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论语》的这段记载理解起来很有难度。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它需要几个前提:第一,必须了解孔子的思想;第二,必须了解子路的性格;第三,必须了解《论语》一书的特征。另外还应当对相关的生活有一定的观察。
我们认为,《乡党》此章所记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孔子与弟子子路一起走在山间,不远处有几只野鸡停留在哪里。那几只野鸡看到来人,便很机警地飞起来,这就是文中所说的“色斯举矣”。《论语集释》引王伯申曰:“汉人多以‘色斯‘二字连读。‘色斯’者,状鸟舉之疾也。”《论衡·定贤》篇曰:“大贤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恐与此意相同。《孟子》以孔子为“圣之时者”,两次说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公孙丑上》和《万章下》),对照孔子后来的议论,这种理解应当符合本意。
那几只野鸡警觉地飞起来后,它们盘旋飞翔一阵,便在远处飞落到了前面的树上。孔子看到这一情景,感叹地说到:“山梁上的这些雌雉,得其时啊!得其时啊!”孔子认为,这些野鸡能够远害避险,能够看到自己所处的情势。这时,子路悟出孔子所要表达的意思,也非常感慨,遂不无俏皮地向它们拱拱手。这批野鸡见状,便振振翅膀飞走了。
子路是一位性格鲜明的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进入孔门前后的情形说:“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在孔门弟子中,他以擅长“政事”著称,性格鲁莽侠义,果敢勇武。孔子曾赞扬“由也果”(《论语·雍也》),孔子甚至自称“由之勇,贤于丘”(《孔子家语·六本》)。子路以其勇武处处随从孔子,并誓死护卫,孔子叹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显然不属于那种文静一类的性格,所以他向孔子请教,常常涉及“勇”“强”一类的问题。孔子“因材施教”,针对子路的个性,及时施以教导。后人议论说:“山梁雌雉,子路共之。孔子叹之也,时哉时哉。三嗅而作,以有好斗而死,自取之也,而岂其时哉。然子路不悟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引《古史·孔子弟子傳》)这种解释虽未必完全符合《论语》本意,但其言孔子针对子路的性情及时加以引导还是有道理的。
孔子所发的感慨当然不会仅仅是诱导子路。孔子时代,“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感叹生不逢时。他曾总结自己的一生,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但他的人生境界有一个提高的过程,他多次谈到自己所处非时,如《孔丛子·记问》两次说到“时”,当“楚王使使奉金币聘夫子”时,他的弟子向他表示祝贺,认为老师的主张终于可以有伸展的机会了,但孔子感叹地唱歌道:“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欲何之。”有人“樵于野而获兽”时,孔子看到是麒麟,他也认为自己时运不济,又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有人说,孔子晚年所作《易传》中最能够体现孔子“时”的思想,体现了孔子“时”的哲学。《郭店楚墓竹简》中发现的《穷达以时》,又印证了这一观点。
《论语》出自子思等人的编集,《论语》是最基本的研究孔子的材料。《论语》首章中“学而时习之”的“时”也是此意。(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从〈穷达以时〉看孔子的“时遇”思想》)很明显,在孔子那里,“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孔子谈到“时”的思想,并以之教导子路,非常合乎情理。孔子是“学而不厌”的学者,更是“诲人不倦”的导师。孔子本人闲居时,虽然和乐舒展,但总是严整而不轻率,所以《论语·述而》篇说:“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孔子与弟子在一起,他也能够做到“能近取譬”(《论语·雍也》),即使像孔子与子路一起在山间行走时,也不忘随时教导弟子。《荘子》曰:“澤雉十歩一啄,百歩一飲,不期畜乎樊中。”人遭遇乱世,往往流离失所,是未得时,尚不如山梁之雉,孔子有感于此,故有所叹。孔子有感而发,子路亦若有所动。
《论语》一书是语录体著作,但其中有内在的逻辑,它是按照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精心编辑的孔子言语集。因此,《乡党》篇中的记载决不会是出于某一孔子弟子之手,更不可能是子路一人的集录,而应是从众多的孔子材料中,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而成。看来,有的所谓“探解”有点“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
事情很有意思,在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些记载时,往往有人不对早期儒学进行深入细致研究,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且对其他研究还不管不顾,自以为是。可是,他却意识不到,他在感慨他人“悲夫”的同时,其实是自己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可悲”境地!
![](https://img.haomeiwen.com/i16038970/c1959e93d831f9cd.jpg)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