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再次从政，先做礼部郎中。接着是起居舍人，同时在役局兼职。再后来是中书舍人。也就是三四个月时间，扶摇直上，一升再升。其实他作为一个文人，不会当官，不适合官僚制度，他只管发挥自己的理想，凭着自己的价值观写文件酣畅淋漓，不管利害，到处树敌，净干傻事。比如写吕惠卿的罪恶，那积愤非吐不快，但给自己的前途遍插荆棘。
这时主政的是宣仁太后，她向往仁宗嘉佑时代的太平安乐，定现在的年号为元佑。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召回仁宗英宗时代的旧臣，恢复旧政。其实不符合改变时政的要求，不适合当时的国力。
当时复出的官僚有司马光、文彦博、范纯礼等。他们中论家世背景，大都极好；论个人修养，都是品学兼优，都是君子。他们都以尊重传统为重要立场，历史学家称他们是“元祐贤者”，称元祐时代是“贤人政治”。其实他们的消极保守“不足以振奋宋朝的贫弱，也不足以匡救天下的凋敝”。
在朝廷上同时为官的还有新政派蔡确、张惇等。
这两派在是否废除免役法上起了尖锐冲突。苏东坡也反对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又是当面好言相劝摆事实讲道理，又是在众人面前陈述反对意见，还诘责司马光的态度。司马光很是不悦。
后来，司马光坚决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轼辞去役局研讨役法改定的兼职。苏轼向世人显示了硬汉作风，也从此得罪了“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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