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收入上千万也上不了北京的小学?
昨天看朋友圈转发的一段“张小龙截屏”,是有关孩子上学的“教育公平”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因此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也可能它与我们个人的生活无关,再则社会目前太多的不公不义早已使我们心麻木,大家已被隔绝在一个原子的网线社会里。
张小龙抱怨自己作为北京纳税大户,在北京4年近个税就交了400万,加上企业税一年上缴的税少说也有8000万到1亿元,如今到了孩子入学的年龄,其子女不仅上不了北京公立学校、连私立学校也不让上,这让他很气愤,声称去他的北京,如果孩子上不了学,就把企业迁出北京。
我在4年前,也经历过孩子入学的痛苦历程,与之一起经历的,还有宋庄的艺术家。今天,我愿意把自己的经历与面临同样抉择的人分享,是想说这不是绝境,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好事。
我虽然不是企业家,但作为资深媒体人,也一直是个税申报者,所以想当然地以为,我与普通打工者不一样,孩子即或是上不了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总可以上吧,况且私立学校也不用占用公共资源,教育出于造就”未来”,总不至于人为设置障碍吧!
记得当时为此还与一位北京市政协委员、中法文化交流人生争论过,她的理由是北京的公共资源应该满足北京户籍人士,没有义务为非北京户籍人士提供服务,况且“以教育控人”也是疏解“北京臃肿”的政策方法。
她代表了大多数北京人的看法,记得我一位为“教育平权”直言的同事还被网友大骂,就知道这背后的民意基础,想想推动“高考平权”的律师许志永因滋事罪被判了4年,就说明教育的结构性顽疾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为何学区房房价如此高昂?我认识不少有条件上私立学校的家庭为何不让孩子上私立学校,他们也知道公立学校的教育模式,为何却不愿意促成教育的“多元化“与户籍的开放,目的显而易见,在一个“人上人”的社会结构模型里,教育是形塑这套意识形态的手段。
记得当时,我就这个问题问过那位政协人士:如果真为了限制北京城市化的过度扩张,是否应该用经济政策来平衡,而不是只吸纳外地劳动力、增加税收收入,但又不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务?
她反复强调北京的教育资源有限。如果北京公共教育资源有限,为何又不开放民间教育资源,让适龄儿童可以上私立学校,中国宪法不是明明写着,所有适龄儿童都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吗?这明显是政策大于法,何况北京的功能不仅是北京市行政区域,它也是首都行政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源聚集与国际化的都市功能,他们却用全国性的资源为一地一城的教育服务,其背后逻辑无非是要巩固以“户籍”建构的金字塔式的权力、资源配置结构,教育就成了维持其权力运转的手段。他们以垄断、封闭的方式来吸纳为其体制效忠的人,然后划分出北京、外省人、边远地区人的身份等级制,这不过是“血统论”的变种。但如果你要进入这个体系,就要接受其配套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教育。
上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也只有两种选择,用贿赂、高价赞助的方式进入公立学校,接受这套物化教育,就意味着孩子要进入这种思维定式中,他将来可能会找到一个好工作、或者当公务员,却也可能会丧失孩子心灵的丰盛与完整性,从而失去其创造力。
如果回老家接受教育,那么孩子接受的还是这套固化教育体系。如果不接受这套教育,孩子就没有学籍,将来也就考不了国内大学,他是不是就很难融入主流社会,这可能是困扰很多父母的现实问题,使其即或是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也难以选择“自主教育”。
“在家教育“”,这是我当时想到的方案,也查考了国外的成功案例,但最后还是难以做出离开报社的决定,主要在于长久以来“职业建构的社会身份“难以舍弃,还有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教育专业化”的范式里,而且没有从上而来的信心力量,于是,就做了折中性选择。
孩子半天在家接受钢琴专业化教育,半天在学校接受文化通识性教育,不过,由于住地与学校路程相距20多公里,每天接送需要耗去不少时间。所幸,去年把他转到了家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孩子的身心灵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与成长,这也促使我去重新思考教育,随着自己的观念更新,现在也有信心,可以让孩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完全接受“在家教育”。准备给他进行系统性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包括文法、修辞、逻辑,建立信仰根基,再补充以色列的启示智慧文学、古希腊哲人思辨与中国古典诗词赏析,达成孩子整全的世界观、价值观而不是现代碎片化的教育。这种整全的教育理念来源于“全人性”的思考,它包括身、心、灵的人格化形成,这是生命与生命、灵魂与灵魂的影响,而不是空洞的知识性灌输。
我们知道,现代知识教育多是为了造就产业工人,它是比较方便的即食性教育,全人教育是为了塑造管理、智慧型创新人才,这里的管理既包括对我们身体、心灵、灵魂的个人管理,也包括社会治理的管理,即如何在现有资源、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去不断完善、创新。
我们可以改变吗?
回到前面张小龙面临的孩子入学难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是在几年前,我也会为对北京所做出的贡献,子女却无法进入北京公立学校而不满,现在我们继续要推动“教育平权”,不在于自己的孩子能否上,而在于有更多无法做选择的父母,公共政策本就应该惠及所有的人。
作为可以选择的家庭,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当时不是因入学条件的限制,我们自然会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接受这种大众化教育,自动让孩子成为社会“成品”,然后进入这样的社会体系中,去为社会流水线创造财富,但如果我们没有观念上的变化,即或是我们有经济能力做选择,我们还是会害怕“被边缘化”,所以,即使有这些财富又与我们何益呢?
它既不能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能改变这种“金字塔的权力架构”,这样,我们所创造的财富反而成了推高这台体制机器不断膨胀的砝码,体制之所以傲慢,就在于它几乎垄断了社会所有的资源。
如今,因着有形的无形的限制,反而使我们有了勇气去选择。是彻底摆脱这套思维模式,用我们手上的钱,去支持“新的教育联盟”,还是以金钱赞助的方式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来砌高这道高墙,从而使更多贫困的家庭的孩子被隔绝在教育的围栏外?
这样,它无疑会制造更大的不公平,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反思的地方,即或是因着我们个人的方便,认同这套体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这套体制所伤。现实中发生的悲剧比比皆是,不论是贪官的跳楼、自杀,还是逼迫他人,拆毁教堂,所有这些维护不义的行为最后都付出了代价。
这是这几天读保罗《哥林多前书》我反复思想的问题: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从我们的思维定式来看,如果一个人精通多国语言,又懂人际关系,那他就算是人情练达、做事亨通了,为何圣经却说如果没有爱,就成了发不出声音的鼓?一个人能周济穷人,甚至能舍身焚烧,这已经是超出了“贤人、英雄”的标准了,如果在今天,就是那些积极纳税、还热心社会公益的企业人士,这样的人,就是成功人士、社会标杆,甚至道德楷模了,但圣经为何说他们如果没有爱,就与自己无益?
前段时间从一档电视公益栏目看到一位明星在支助了很多失学孩子后,因生病中断演出无法继续为这些家庭提供支持,她非但得不到这些家庭的感恩而是被埋怨,这使她陷入到极大的“失衡”中,从而也带出社会道德、人心败坏等话题讨论。
这是个人面临他人的不公,上面是张小龙纳税面对体制的不公,说明不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我们都被同样的问题困扰,让我们得不到安慰。
爱是什么?
但如果把这些问题带到圣经启示真理中,我们就会豁然开朗。
个人好行为是基于现有的社会道德规范,它是一种相对的标准,多出于满足自我的价值需要,因此它不能把人带到一种新的关系中,因此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就会得出不同的感受最后带出不同的行为回应。所以《传道书》说,虚空的还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万物都伏在虚空之下。而唯有爱,可以把我们从虚空中解救出来,当我们有了终极的盼望,所做的一切都有益,即或是我们没有得到眼前的回报,但却有来自上帝永恒的奖赏。
所以,没有真理就没有真爱,没有真爱,就行不出公义,我们多是从自身利益来做价值判断,其公共政策也是出于特定阶层、或者政治利益需要来做决定?
那么爱是什么?圣经的定义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为何说神就是爱,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相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圣经的爱伴随一种行动,责任,它与我们理解的个人感觉或者心理上的自我满足很不一样,而且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完全把这种爱显明了出来,让我们有了共同的爱的标准。
这就让我们的行为有了根据,而不再是满足于“个人的义”,然后把从神而来的爱分享出去,惠及更多的人,这是公义的基础,一种根植于神爱的整体性的人类普遍性思考,而不是从惠及个人、家人、部分人的局部、特殊性思维出发,这种“特殊性”的相对主义文化目前正从特权人士向社会大众蔓延,并影响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个人生活,如果我们不能从这种思维的捆绑中解放出来,我们就会匍匐在权力的魔杖下,然后经由教育,使其向我们的后代衍生。
所以,从真理上造就孩童的生命,把他们从思维的定式中释放出来,首先需要我们家长的观念更新,不然,我们做了很多,也创造了社会财富,但这一切却不会带来真正的结构性改变,只有生命对生命的影响,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才能造就管理型孩童人格,而不是奴仆式人格,受罪的控制。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