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老师是南方人,不过是不远的南方人,他说话比来自更远南方的褚老师说话好懂,只是稍带些南方口音。
一升入初三,他就开始教我们语文。他真的有语文老师的范儿,说话爱用修辞和成语,每说一句话就把脚后跟轻轻抬一下,好像言语的分量很重,一出口就将他的身子压倾斜了似的。
每次进课堂,他总要先抒发一下感情,才进入正题。给我们上课的最初几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正值初秋,天高云淡,一进教室,他把教材和备课本等放到讲桌上,就抬了两下脚后跟,看了看窗外,笑着说:“真是个好天气。你们看,啊!蓝天,啊,白云。”第二天,他又这样开场,第三天依然。第四天,还没等他开口,就有一部分调皮的学生替他开了言:“啊!蓝天,啊!白云。”他没生气,笑了,班里同学也都笑了。
那天,褚老师的母亲去世了,卫老师跟着褚老师及其家属一起去了殡仪馆。回来后,他就在课堂上给我们讲在殡仪馆的见闻。他说,褚老师的母亲在火化前,殡仪馆里的美容师还特意给她化了妆,化妆后的老大娘就像还活着一样,容光焕发,仪表堂堂。他用很轻松的口气描述着那一切,但我们听了却觉得有点恐怖。因为那时,火葬在农村还没有完全推开,我们觉得把一个尸体烧了,那一定是很可怕的场景,化了妆的死人,该是怎样的“仪表堂堂”?想想,心里就感觉瘆得慌。
卫老师上课,总要抱着一大摞书进教室,除了教材和备课本,还有一些教学参考资料。有时我想:他带那么的书来上课,只能证明他事先没备好课。但他在上课时却又很少去翻阅那些资料,这就让我有些不解。或许他是为了证明自己平时读的书多?
应该说,卫老师的课上得还是比较开放的,他在课堂上讲的东西绝不仅仅局限于教材上的内容,也常常讲些文学典故、逸闻趣事什么的,但他思维跳跃性太大,忽东忽西,有时就跑远了,等想收回来,下课的时间就快到了。所以,尽管他在课上很卖力,但我们的语文考试成绩却并不是多理想,有时比慢班(初三共两个班,我们是快班,另一个是慢班)的平均分都低。
但卫老师对此却总是不以为然,他说这成绩只是暂时的、偶然的,他培养的是学生的语文能力,这能力不是短时间内能明显看出来的,到中考时自然能见分晓。
卫老师这么自信,也许是他觉得他比其他的语文老师会写。上课之余,他爱在自己办公室里写些小文章,有时也把那些文章读给我们听。后来,他的一篇文章就在县报副刊上发表了,我记得那篇文章的题目好像是《从刘晓庆XX说开去》。这一发表,大大提升了他的自信,之后,他继续向县报投稿,又发了两三篇。
那时,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卫老师就是因为发了几篇豆腐块,很快在学校得到了重用,他开始担任学校教导主任一职。当上主任后,他有了更多的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有了傲慢情绪,甚至不把校长放在眼里。
开校会时,主席台上开始有他的位置。在主席台上,他还像以前上课那样开场:“啊!蓝天,啊!白云,在这样的好天气里我们开会。”他这样说话,别班同学都不习惯,有的就起哄,一时会场的纪律就乱了下来,每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就会继续说:“现在看来,会场并不如想象的好,现在,有迟到的吗?有!有说话的吗?有!有开小差的吗?有!有故意影响别人的吗?有!……”他这样自问自答地说着排比句,身子还是向前一探一探的,想必他一定在抬脚后跟了。最后,他又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会场上才算静了下来。
再后来,就听说卫老师与校长的矛盾逐渐明显并加大了,还听说他向上面写匿名信,告校长私心太重,治校无方。校长虽然知道了这一切,却也拿卫老师没有办法。因为那时有一个当红的县领导正是卫老师的同学,并且是关系不一般的同学。
以前,卫老师在校园里走动,爱在胸前抱着双臂,好像身体不舒服,也好像是个多愁善感的思想者。而现在,他走动时就放开了双臂,脚步也显得轻盈了。等我们初中毕业之后,他就调到了一所高中学校,在那里当上了副校长,没几年,又成了另一所县属学校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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