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是解放战争中后期，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名词，是同历史伟人刘邓，同厥功至伟的刘邓大军紧密联系的一个逆行者群体。
解放战争时期，冀南区自1947年6月至1949年3月，先后从5个地委分三批抽调6200名干部南下，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别妻离子，远离家乡，奔赴新的解放区，承担了接管新区的工作。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开进鲁西南，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之后按照中央军委7月23日指示电:“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对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这里的“下决心不要后方”是指脱离稳固的解放区大后方依托。刘邓大军按照中央指示勇往直前。
邓小平把进入新区之后的首要任务概括为两项，即“打胜仗，占地盘。”（《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对于这两大任务，大概念理解，“打胜仗”靠军队，而“占地盘”，也就是中央军委指示的“占领”，则要靠地方干部了。特别是在无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占”而“领”之，占而能守，在脱离已有后方后的情况下，创造一个新的后方，将胜利成果守护住，无疑就成了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否则只能短暂的“占”，而不可能长期的“领”，“占”也就失去了意义。而“领”的重任就历史的落在了“南下干部”们的身上。所以，邓小平一年后在总结南进创建根据地经验时指出，在组织上要有“经过任务、政策和作风的训练”“足够数目的干部随军”（同上，第124页），这是成功创建根据地的基础“江汉、桐柏两区吸取了大别山的经验，预先配好分区、地委、专署及县级党政军的一套机构和部队，故十天半月就大体完成了展开的任务。今后到新区，最好事先区分野战军和军区，每个军区为一单位，配齐军区、分区、县等三级党政军机构（包括部队），组成临时支队，一路展开，收效必快。”（同上，第125页）这样大军解放一地后，只要将这些预先按建制配备的干部无缝隙嵌入，接管工作便能顺利完成，军事后方也就随即建立了起来。
为了解决大别山根据地开辟过程中，“占”而“领”之的问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决定从冀南区抽调800余名地方党政干部随军南下，配合开展新区地方工作。
这是干部南下的发轫期，也是思想、政治、组织动员重要性体现最充分的时期。此时，晋冀鲁豫解放区打败了日本，赶走了国军，长期的战争生活已经结束。对于通过南征北战，浴血奋战迎来的这种和平、安宁，他们太享受、太渴望也太珍惜了。加之故土难离传统观念的影响，真正愿意主动离开家乡和亲人到外地工作者寥寥。再者，从自然环境分析，不少人认为南方是水乡，北方人到那里不习惯，难适应；从政治环境考虑，多数人感到南方是新解放区，敌人残余势力活动猖獗，环境艰苦，因此心存胆怯。但是，组织下达命令的难违，下级服从上级纪律的约束，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誓言的回声，却又让他们欲罢不忍。
思想观念是个“总开关”。针对党员干部的这一思想实际，区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将打通思想观念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通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大家终于站了出来，纷纷报名南下。
冀南区党委对从5个地委中选调的800多名干部进行政审完毕后，组建了冀南区的第一批南下干部队伍，番号为“南下第四支队”。中央局派叶蠖（huò）生任支队长、王志杰任政委，冀南干部贝仲选、张春山、张延积、耿万青、刘毅等亦为支队负责人；太行一地委包括地委书记赵武成、一专署专员武旋声等共97人，其中邢沙临内4县共48人，全部为区级以上干部。这些干部经过短期整训后，于6月底自太行出发，7月渡过黄河，8月下旬到达大别山区。之后，稍事休整，便分配工作，多数被分到河南的商城、固始和安徽的金寨、霍丘等县，少部分派到黄岗地委工作。
随着战局的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对地方干部的需求日增，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再次抽调干部南下。
第二批干部南下是从1947年lO月开始的。由于有了第一批干部南下的工作经验，第二批干部南下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当晋冀鲁豫中央局下达指标后，区党委很快就完成了从各县选调1400余名干部的任务。其中四专署抽调干部800多人，由专员肖一舟、四地委副书记杨青和南宫县委书记赵青民带队。五专署抽调干部400多人，由专员张海峰带队，从南宫县三里庄出发，于12月下旬到达湖北、河南交界之桐柏地区，投入新区开辟后的创建工作。
对于新形势下根据地创建的新模式，邓小平进行了认真总结，并于1948年8月24日以中原局书记名义报告中央，报告提出“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按中原区须用干部的标准，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同上，第129页）对于此报告的观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引起了高度重视。
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为夺取全国政权需要三四万干部随军前进，去有秩序地管理新开辟解放区的问题，作为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
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会议宣传提纲中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同上，第59页）。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便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指出：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的准备工作，业已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所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五万三千人左右，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和东北各一万五千人，西北和中原各三千人。同时，要求“以区党委为单位，包括区党委(或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等四级的干部在内，配备整套架子”，以备成建制整体调出，这样“上下级干部易于熟悉。将来派遣出去，亦可就这些架子安放在各个地方，不必打乱重配，以利工作的发展”。
由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在1948年5月合并而成的华北中央局，积极响应中央决议，于10月29日便做出了《关于外调一万七千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要求各区党委于翌年3月底以前，抽调干部组成包括自区党委到区委各级各系统的一个完整的干部架子，听候南征。
按照华北局的要求，冀南区第三批南下干部选调工作从1949年1月便开始启动了，目标是选调4000余名干部。若说前两次干部南下是地方中央局的行为，那么这第三次干部南下则上升至中共中央的决策了。这时，整个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全国解放在即，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即将灭亡。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指示，冀南区委第三批南下干部的选调，力度空前。原则上将各级党政干部一分为二，一部留原地坚持工作，一部组成新的建制南下支援新区。各地干部积极报名，纷纷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3月初被抽调干部即组成了一个新区（省级）干部架子，包括6个地委、30个县委、200个区委的架子，计4000余人（其中干部3500人，勤杂500人），成建制地准备到新解放区进行接管工作。新组成的区党委，书记王任重，副书记乔晓光，组织部长郭森，民运部长高元贵，秘书长韩宁夫。3月6日，被抽调准备南下的全体干部，进行集中整编整训后，于4月4日正式出发南下。这次行动完全是按军事编制，总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南支队”，各地委为大队，各县委为中队。12月间分别到达被接管地区，由王任重、韩宁夫、高元贵带领600人，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乔晓光带领3300人，分别到湖南省益阳、常德、邵阳地委、专署和分区工作；郭森带一部分人到湖南省直属单位工作。后来又有—部分干部继续南下，分别到广西、广东新解放区工作。
干部南下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我党对成建制接管政权的最初探索，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对于共和国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干部南下又是共产党人的又一次伟大壮举，他不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力，更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一盘棋的胸怀。
张范津 2022年5月23日（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即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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