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重庆被定为陪都。
大批机关、学校、企业和文化人士迁往重庆。由于老城的面积有限，又为了躲避空袭，沙坪坝就成为了重要的“战时迁建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水利委员会、监察院、国立音乐院等等，都搬来了这一带。
你可以想像，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各界人士扎堆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沙坪坝于是诞生了许多在学术上、艺术上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
比如郭沫若话剧《屈原》、《甲申三百年祭》、徐悲鸿《巴人汲水图》、张书旂《百鸽图》、冰心《小桔灯》等等。当时的沙坪坝，也因此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四坝”之首。
沙坪坝原属巴县龙隐镇。抗战爆发前后，这一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当时，沙坪坝已集聚了18所高校和全国1/8的学生，拥有众多的文化学术科研机构，汇聚了大批学者与艺术家，成为整个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
1936年12月，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撰写近5000字的论文——《理想中的沙磁文化区》，论证了在沙坪坝设立文化区的必要性，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
1938年2月6日，由重庆大学发起，举行了“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被推举为主任干事（最高负责人）。自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共同完成沙坪坝地区公共秩序之维护、住民生活之改善、文化事业之促进等工作”。
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还只是一个民间自治组织，而且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其意义和作用远超事件本身。它是沙坪坝得以“文化区”闻名全国的开始，也是沙坪坝得以成为“文化区”的起点。
1939年6月14日，蒋介石发布手令：“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均应划归重庆市政府。”重庆市政府奉令后，于8月16日在沙坪坝树人学校（今重庆八中）内成立了“重庆市政府沙磁区临时办事处”。
两年之后的1941年2月24日，重庆市政府第十四区区署正式成立，管辖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童家桥、金沙街、红槽房等地。从此，沙坪坝、磁器口地区脱离巴县，正式成为重庆市的区一级行政组织。
1950年，重庆市委市政府确立了第三区（1955年定名为沙坪坝）为文化区。在沙磁文化区原有基础和其精神指引下，经过多年的建设，沙坪坝区已发展成为重庆市科技实力雄厚、文化教育发达的科教文化名区。
2007年，沙坪坝区委、区政府确立每年的3月30日为“沙磁文化日”，举办相关庆祝活动，不断扩大沙磁文化日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将其打造成为沙坪坝独有的特色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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